到了战国时期，国鄙之分已然趋于消失。城乡居民可以自由交流，人民可以自由择业，国野开始争民。
《孟子﹒万章篇》对此有记载：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这样，城乡从严格对立转变为融合一体。虽然如此，周朝城郡作为行政中枢的政治性并未消失，在以后的两千多年，这些城郡始终是省级或地方级行政官署的所在地及治所。
赵冈先生根据各种史料进行归纳，得到战国时期的城市和数量如下： （1）大型城市15座：面积达到6平方公里以上。总面积204.3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为12 000人/平方公里，故总人口为232万人； （2）中型城市20座：面积在2到6平方公里之间，平均面积3.2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12 000人，总人口为77万人； （3）小型城市400座：面积在2平方公里以下，人口达到2000人以上的城市。每城平均5000人，则总人口估计为200万人。 从而可知此时城市人口达509万人。
而根据赵文林先生在《中国人口史》一书中推测的结论，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在3200万人左右，从而计算可得此时的城市化率为15.9%。
3、为什么这么早、这么高？
公元前300年，高达15.9%的城市化率，这是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景象。为什么会这样？
一般而论，城市化水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的推动：（1）政治因素；（2）军事因素；（3）交通因素；（4）商业因素。所有的城市在起源时都是以一种因素为主导，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次级行业，从而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这是一般的城市化理论都会提及的内容，本文就不再做更多讨论。
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同时还存在着制约因素，这是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们常常忽略的内容。制约因素具体包括两点。
（1）农业生产力：在无法大量进口粮食的时代，城市中非农业人口要靠农业部门的余粮率来供养，余粮率决定了全国能有多大比例的非农业人口，也决定了城市规模能扩展到多大，而在一个运输成本不致高得离谱的余粮供应圈取得粮食。
（2）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如果农村人口受到制度性的限制，无法随意迁居城市，则即令有强大的城市化推动力，城市也无法快速成长。 在战国时代，中国的高城市化率主要得益两方面因素，一是政治、军事、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张，二是农业生产力高、城乡人口流动具有高度自由度，因而几乎没有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因素。
这两方面因素之叠加便形成了15.9%这一结果。
在战国之后直至南宋的1500年时间里，历朝基本上都同时拥有这两个方面的促进因素，正是因为这个根本原因，南宋才可能达到22%的城市化水平，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翘楚时期，好看的小说:。
与之相反，中国在12世纪以后的城市化进程走向停滞。这并非因为前一方面推动因素的缺失，而是因为后一方面制约因素开始逐渐起到制约作用。
4、最后的辉煌：临安的郊区化
在继承了战国以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原因的基础上，宋代朝廷采取了进一步的开明举措，在县治以下允许设市，于是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商业市镇，曾经的不定期集市也转化为了常设的市。同时，由于宋朝的军权向中央集中，驻军的“镇”逐渐转变为地方上的商业市镇。这些因素促成了有宋一代城市化水平的大发展。
随着靖康之变之后宋室南迁，大批北方居民随之迁往江南，这其中有相当的比例定居在;行在临安附近。这样临安城的城市化就成为我们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临安到底有多少人？
这里直接引用赵冈先生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南宋大临安的高峰人口是250万，城内占地45平方公里，有100万居民，城外郊区占地180平方公里，有150万居民，折合成户数，城厢合计约有45万户，占南宋嘉定十六年总户数1267万户的3.55%。
南宋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 （1）首都临安：3.55% （2）市镇（500户以上者，约合2500人以上）：2.76% （3）其他大、中、小城市：15.74% 。Total：22.05%
12世纪的临安占据全国总人口的3.55%，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200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约为1950万，假设全国人口为13.6亿，则北京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为1.43%而已。
由于临安城人口太多，甚至西湖“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受着城市发展规律的规制，向郊区扩展就成为临安城发展的不二选择。
很多记载都说，临安郊区的人口很快就超过了城中的人口。临安地势是南北狭长，东西两侧为水所限，西边有西湖，东边是钱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