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日的朝会上,对卫希颜的弹劾当然没有什么结果,后来朝议重点被赵鼎转到对名重生的追赠上。
南廷通过此次宗师之战，不费半分兵力得到了河南十九州之地，此皆为名重生之功，名重生因此战身殒，朝廷必然要有表彰和追封之举，否则难以平服天下武者之心,而且民众也会认为议朝廷不仁义。
朝臣对表彰追封没什么异议，但追封何等品级就有很大争议。赵鼎奏议追封太保,定谥“武义”；胡安国认为太过,最多追封检校少保，定谥“忠义”。
宋代的太保位列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少保位列三孤（少师、少傅、少保），职品均为正一品，可以拥有实权，也可以只为荣衔，如蔡京、雷动，都曾以太师领三省。但建炎立朝后，三公三孤都只成了荣衔，而且规定是给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文武官员加封——胡安国等官员认为，以名重生一战之功尚不足以加封三公三孤，最多追封检校少保。
检校少保是检校官。检校，本意是勾稽查核，加在官名之上有代理之意。至唐朝后期，“检校”官职成为散官或加官，没有职事之权。宋沿唐制，初期有检校官十九阶，至神宗元丰改制后，“检校”官职仅留下检校三公与检校三孤。因为是特旨诏除，不是正式拜授，检校三公三孤比起正式的三公三孤要低一阶，为从一品。当然从荣誉上来讲，也是低一阶的，后来便多作为对武臣的封赠了。
以宋朝重文轻武的风气，武臣很难得到三公、三孤的加封。当年卫希颜在黄河之战“身殒”，被赵桓追赠为三公最高的太师，是以尚书丞的文臣授衔而非武臣之故，而且当时国难当头，这个最高荣衔的追赠还有对英雄寄托的追思和鼓舞军民斗志的意义在内，与现今名重生的情况不一样。况且，名重生陨落前只是布衣百姓，并非朝廷重臣，若非他身为宗师的崇高地位，即使拥有使朝廷得河南十九州的大功也不可能被提到朝堂上议论追赠一品荣衔。
又说谥号之争。
谥号是对帝王、大臣及有地位和声望的名士在死去以后，根据其人的生平事迹、品德修养，而由他人评定给予的带有褒贬善恶的名号。唐宋的士大夫都极其看重谥号，因为“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所以谥号是光其大名，死而不朽，即：“闻谥者行之迹，而人所以旌善而惩恶，节惠而尊名也。”
所以宋朝的士大夫对定谥十分慎重，认为事大体重，不可以轻议。也并不是每一个官员死后都能得到谥号，规定是三品官员以上朝廷定谥，三品以下由亲属奏请——如名重生这般又是特例了。
按大宋谥法，文臣带“文”、武臣带“武”为最高等级谥号，如范仲淹、司马光谥号“文正”，王安石谥号“文”，狄青谥号“武襄”。建炎立朝后，又对谥法作了规范，《宋礼典·谥法》规定，武臣以带“武”为最高谥号，按等级依序为：忠成昭靖、肃毅宪义、惠穆襄安……，第一谥号为“忠武”，其余均以“武”为起头。
赵鼎提议名重生定谥“武义”，位列最高谥号的第八字，。胡安国等反对官员以狄青和种师道为例，说狄青之功也只得谥“武襄”，而种师道定谥“忠宪”，尚未进“武”，名重生焉能进谥“武义”？
以赵鼎为首的支持派朝臣说，当年狄青定谥时，仁宗皇帝是要定“忠武”，因大臣作梗，起了文武偏颇的私心才定为“武襄”，本就不公；而种师道定谥时，是被当朝的靖康宰执打压，也有不公之嫌，都应重新作议，岂能以前人之不公而拘后人？又有王学派大臣说，王安石单谥“文”也是不公正的，当谥“文正”或“文成”，以彰其变法之功，立时引起了司马学派和程学派的激烈反对。
由此，朝殿上掀起了重议前臣谥号的争论。各派朝臣口沫横飞，争得面红耳赤，关于卫、名结侣之事就被有意无意地略过去了，甚至陈公辅和潘良贵这两位谏议大夫的注意力也转移了，挽着袖子加入了重议王安石谥号的争论之中。
散朝后，赵构气怒难抑，回到福宁宫内殿又砸了满屋子的瓷器，暴躁难平下又拔剑挥砍椅案，眼目通红地大吼，“都是一群私心之辈！……”他一边怒骂着，一边挥剑乱砍。殿内服侍的康履及几位内侍宫女都脸色发白地跪在地上哆嗦，尽量缩低身子不被注意，若被乱剑劈中那就是白挨了，心中惶然实是难以言述。
十三日，丁起等赴东海的官员返朝。
卫希颜当日入宫见了皇帝，递上服丧守孝的请假折子便离宫而去。据说君臣在福宁殿会见场面极为冷凝，不知说了些什么说崩了，卫国师冷斥皇帝“觊觎臣妻，无君主之德”，拂袖而去。据说皇帝大发脾气，提着剑乱劈乱砍，还杀了一名内侍。这些消息经由各种渠道被三省重臣得知，心中都各起波澜。
皇帝对名花流宗主有迎纳之意，当朝的几位资深宰执都隐晦知晓一二。
最初，当赵构还全然信任丁起的时候，就隐晦地向他提起此事。丁起当时瞠目，心里颇为不屑，后来与宋藻私下商议，虽然都觉得赵构配不上主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