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完成，可以说是一部名系党派的合著，今年初才刚刊刻，被凤凰书院引为教本，作为官本《论语注疏》的补充教材——如果宋藻还在礼部，《论语集注》取代《论语注疏》成为官本就会相对容易。
她说这话时，两人正在枫阁菊园内散步。
名可秀望着园内绽放的金菊，眼眸沉静如渊，声音徐缓地说道：“《论语注疏》自咸平二年撰成至今，已行一百三十余年，要想取代非短期可为。必得先在士林积累声望，才能厚积薄发。”
卫希颜这些年来对《论语》已经很熟悉了——说是经书，事实上是一部记录孔子与弟子问答的语录本，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为士人识字后的必读书。
但古人语录实在是言简意赅，可谓微言大义，要想读懂《论语》必兼读注，否则难解真意。历代诸儒对《论语》注释不绝，最享盛名的有三书——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
何晏是曹魏朝的儒学、玄学家，他与孙邕、郑冲、曹羲、荀顗五人集汉魏儒家十三人之说，并下己意，合撰而成《论语集解》——因何晏声名官位最显，为总领编撰，又称“何注”。
至南北朝，南朝梁儒皇侃采录魏晋以来大儒数十家为何晏《集解》申说，而成《论语义疏》——既兼采旧儒众说，亦兼采老子、庄子的玄学，大量搜集前代及当代玄学家对《论语》的某些字句解释，不拘家派，随性发挥，把“孔子老子化”，很有南朝时的学风。
到了唐朝，时兴科举，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为《论语》的标准注解，科考学子必读。但皇侃的《论语义疏》因受佛教把讲经记录编为讲疏、讲义的影响，较何注更为详尽，因此学子在读何注时，也往往读皇疏为补充，而唐朝儒家孔颖达等也多有注疏为学子所读——总起而论，是以何注为本，其他为补益。
到宋朝，真宗年间，邢昺受诏与杜镐等四人校定九经，其中撰成《论语注疏》，仍是以何注为本，集宋儒之说为疏，因邢昺总领，又称“邢疏”——朝廷诏令为《论语》的标准注疏。
上述三部注本卫希颜都读过，当然，名可秀及名党众人合撰的《论语集注》她读得更精细。相较起来，这部集注仍是以何注、邢疏的注义为基础，但在字句释义上更注重孔子与弟子答问时的语境阐释，以及上下篇、前后文的联系——名可秀曾道：“后人读经解经，多有歧义，即为不详究语境，或断篇取义而致。”同时兼采道学、易学及荀子、孟子等人的学说为某些字句释义，又在一些因用词、句读而有争论的字句释义上，提出新颖见解。
比如，《论语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一句便必须与上一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联系起来作解。
又必须与《论语》后文的《雍也》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联系起来作解。
名可秀在《论语集注》中又引用了《孟子》和《易传》的字句——《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易传》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与此章义相发。
结合起来，名可秀在《论语集注》中解曰：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此处“不可”非禁止意，乃难为意也。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仅无效，而且可能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事。即论教化，诗与礼乐，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不惟诗礼乐，施政亦如此。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在《集注》中阐述的观点。就现代而言，民主也是相对的，如果每项政令都要在全民理解后才施行，可以想象，行政效率将会如何低下。而且，人的智力和看问题的层次也是有高低的，一项政令不可能人人都理解，对于多数普通百姓来说，也只在乎政令后施行后对自己有益与否，而不会深入思考政令的深刻意义。所以对“中智以下”者，要先由之，即先执行。而在执行中，再自然而然地深入理解，最终会达到“知之”。若是不执行而使其知，也不是真正理解，故谓“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
而让卫希颜更为佩服的是，名可秀在《集注》中又断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注解曰：“诗礼乐教化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由兴学识字始。”
意思是：诗礼乐教化百姓，执政者一定要推行，如果百姓掌握了诗礼乐，那当然是好事，应该让他们发扬创新；如果百姓还没有掌握，就要去教化他们，而教化要从广兴学塾，普及识字做起。
诸如此类的注解在《论语集注》中比比皆是。可以说，名党诸官员在讨论修订《集注》的过程中，等于经历了一次思想洗礼，不仅对《论语》有了更深入真实的理解，而且在为政、治学上也有不少体悟——名可秀以共同撰书的行为，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