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拿下永清的当日,涿州新城也插上了宋旗。
距离永清最近的固安县就在西北四十里外,但固安只有三千名汉军守城,可以说，随时都有可能被永清的五六千宋军吃掉。
固安的县令邹常是辽国南京道土生土长的汉人——宋人将这些辽属汉人称为番汉儿，事实上从朝廷文官到军中将士，很少有人将这些“番汉儿”看作真正的汉人，一个“番”字就表明了宋人的态度。因此尽管大宋朝廷叫着“恢复”幽燕失地,但事实上幽燕汉人对宋朝并没有多少归属感——宋人朝廷叫着恢复幽燕,难道是出于仁心地让幽燕之地的汉人过上好日子吗？只怕没有一个幽燕的汉人会相信。
正因为如此,无论辽国契丹还是金国女真，他们对此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敢于任用汉官治理州县,也敢于用汉军屯驻州县边地，而不怕他们生有异心——甚至女真人对于汉官汉军的信任更在契丹人之上，毕竟他们灭了辽国也才十几年而已，谁知道这些投降的契丹人中会不会出现一个“耶律大石”？
或许唯一让女真人不满意的，是汉军的战斗力不像汉官处政能力一样强大，而后者更让女真倚重。因此邹常做着金人的官儿，很诚心地效力金国，没有向永清宋军投城之意，但固安的兵力实在太少，连自保都不足，更别提攻打永清。
而这与金国的用兵制度有关，金军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崇尚集结大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关注一城一地之得失。事实上这种用兵方式是所有游牧民族都崇尚的方式，因为他们本部族的人口、兵力有限，不能和庞大的中原军队相比，因此也无法像中原军队那样四处设防。
所以金国对各州县的防守，采取了一种灵活的方式：一方面，他们依靠池地的女真部族猛安谋克为核心，并联合本地的其他部族和豪强共同防卫州县；另一方面，金军也不会到处都驻扎重军浪费兵力和国力，而是一旦发现敌人大举进攻，就迅速地从五京（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燕京府五京）调兵增援，因此五京府和重要边境州县都筑有鹰哨台，用训练有素的海东青飞速通报敌情。
如果是和平年代，像固安这种次一级的边界县甚至不会有驻军，通常只有县尉下面带了十几号巡捕。但金国的法令是全民皆兵，所有成年男子，都有参战的义务。所以在金国发起对宋朝的战争后，邹常就立即征召了三千汉军守备本县——固安县拥有三千户人家、上万丁口，从法令上来讲，他能够召集起上万的五京乡丁（汉兵），但那仅仅只是法令，让汉人“全民皆兵”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沙古质和阿忽鲁的败兵也逃到了固安城内，这使固安多了近千的骑兵和八百多步军，但邹常对守住城池仍然不持乐观，直盼着燕京快点调兵增援。
但宋军的动作很快，几乎是拿下永清的同时，就派出一千骑兵和一千步兵攻打固安，又有伏兵从城内地道跃出，不出一个时辰，就拿下了固安，沙古质和阿忽鲁均战死，只有二百来骑逃向燕京。宋军受降汉军和契丹军，但对女真兵无论降不降，都杀无赦——事实上，女真骑兵要么战要么逃，没有弃械说投降的，包括他们的仆从兵阿里喜。
宋军没有驻守固安，而是将城内的粮草、战马、牲口等全部掠取运回永清。对投降的那三千汉军，宋军留下了愿意跟随作战的，对不愿意从军的，由其家人缴纳一定的“赎军费”后，允许其归家还乡。同时，宋军按照县衙的田地丁户籍册，指派固安县衙的官吏向城中的中上户人家强纳钱粮，宋军美其名曰为“犒赏之资”，实际就是“过路劫财”。让这些人家聊以安慰的是：宋军没有像金军攻入宋境那样劫个干净，至少还给他们留了一半家资。
像军队这样的强征掠财行为在战争中很普遍，甚至纪律差的军队对自己的百姓也照掠不误，像“岳家军”这种秋毫不犯的军队实在是少数中的少数。
北廷宋军在金国境内这种强征“过路财”的行为无疑得到了上面的默许。宋军在河北河东两线共集结了二十万大军，这些人马每日的粮草消耗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军队越是向前推进，运送粮草的后勤负担就越重，包括押粮的军队、运粮的牲口、民夫等等的消耗，可以说，每运送十万石的粮食，其中有六七成是给运粮队伍吃了，只有不到四成是供给前面作战的大军。
于是宋军采取了辽人金人作战的方式——就地掠夺补充军粮，以此减轻国内的供粮压力，更重要的是，大大缩短了己方的后勤粮道，让金军很难用截取粮道的战术打击宋军。
就在宋军带着满满收获退出固安城不久，从燕京增援而来的三千前锋军便驰抵城下。随后抵达的，是一万大军。但援兵的到来不仅没让邹常喜悦，反而心里发苦，因为县衙的存粮已经被宋军搬空了，如果金军不能迅速打退宋军，而在固安、永清相持下去，按金军行军惯例，当地就得征集粮草供应——若再来一次征缴，他这县令也就当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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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完颜宗磐的二万五千金军受阻雄州城下。一条宽达三丈三、深达两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