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扫六合后派大将蒙恬打击北方，驱赶了匈奴势力，但也不得不修筑一道万里长城来防御北方匈奴的威胁，其实秦皇所作的主要是把以前北方诸侯国各自修筑的城墙联结起来，长城修到山海关入海是明代戚继光所为，为修筑长城秦朝征发天下徒役，劳民伤财搞的天下民怨沸腾，不仅留下了孟姜女哭长城的著名传说，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就发生在他们被押送去修长城的路上！以强秦雄霸中国的军力，难道也对匈奴无可奈何吗？
这要从古代中原各国的军制说起，因为马匹缺乏，士兵不善于骑射，古代中原各国军事斗争主要是步战和战车（乘），近距离使用弓孥，贴身使用矛戈等冷兵器，战车用来冲击敌阵，即使人仰车翻也会严重破坏敌人的阵型，所以战车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武器，古代评价大国小国也正是以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百乘之国来区分。两军交战分左、中、右军列阵迎敌（这就是“三军”的由来），部分强国还设后军作为预备队。两军交战就是两股人流冲撞在一起，残酷地格杀，刺入敌人身体的武器未及拔出就有可能被身边的敌人砍倒，再勇武的猛士也会在奔跑厮杀中力竭而亡，人员的消耗损失非常巨大，所以才会有《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的感慨“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三国演义》等文学描述的两军相对，仅由军事将领出战分高下、定输赢的情形基本不会出现。古代中原各国这套战法用于内战尚可，对付骑兵就会立即陷入困境。
北方骑兵身材高大威武、体能充沛、势大力沉，骑上战马快速如风，冲锋时可以紧贴马背或摇摆于战马左右两肋躲避箭矢，中原军队士兵与蒙古骑兵交手往往来不及射出第二只箭，就已倒在刀锋之下，除非一箭就能将敌人射落下马，这与当时武器射速太低有直接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对付蒙古骑兵部队功勋卓著的军事将领，无一例外是神射手，他们统帅的部队也全部精于骑射，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蒙古战法，如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人（后面论述）。因为蒙古骑兵快速运动，当蒙古骑兵攻击中原军队左翼时，中军和右军就发挥不出作用，来不及支援。三军横向列阵，往往又被冲击、分割成数段，各个歼灭，大多数情况下蒙古骑兵总能以少胜多，轻松击败中原军队，一旦战败中原军队连逃跑也赛不过马蹄，往往全军覆灭、伤亡惨重。中原军队对付蒙古骑兵凭城固守，尽量避免野战，就成了中原对北方用兵的一条军事原则。
对付骑兵吃大亏的事，不仅仅发生在古代，1936－－1937年红军西路军被甘肃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骑兵部队全军尽墨就是现代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来，解放军西征解放甘肃、宁夏地区时，才由彭德怀洗雪了前仇－－－－－小部队引诱敌人骑兵出击，阵前数百挺机枪攒射，打的“三马”人仰马翻，一举全歼。
蒙古军队之所以不好对付，还存在一定气象原因。这就是蒙古可以随时南下进攻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要向北反击却遭遇到气象条件的限制，岑参在《白雪歌》中就曾记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数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又有“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从中可见古代戍关、征战的艰辛和自然条件的恶劣。
由于前文所述原因，中原军队抗击蒙古南下袭扰的战争也就格外惨烈。蒙古军队南下一般是大肆烧杀抢掠一番后，就返回草原，不作长期停留，毕竟草原才是它们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蒙古各部落势力也是内部纷争不绝，城头变幻大王旗，充满了血腥的部落仇杀，同中原地区一样经历着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在蒙古各部轮番洗劫下，北方城郭焚弃、人口灭绝、赤地千里，人民遭受巨大灾难，中原王朝国家政权被肆意羞辱，“胡虏”遂成为中原文明的千年之患。我国唐代诗人李白在《子夜吴歌》中就曾写下：“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不教胡马度阴山”成为中原人民梦寐以求的期盼。
可是万里长城也不能够阻挡蒙古军队南下的铁蹄，长城因为没有完全联结，存在许多缺口，敌军可以绕道而行，长城守备不足，往往被轻易突破，这个被世界称为雄奇的浩大战略工程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发挥过应有的作用，只不过成了点燃烽火，通知内地“蒙古骑兵来了！”的了望哨。
敌人来了，守土有责，再实力不济，中原军队也只能与强大的敌军舍命搏杀，死者十之八九，真可谓“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蒙古的连年入侵，给中国历史上许多中原王朝带来空前的浩劫，却往往对此无可奈何而空悲叹。连年的战火和边事，大量人口被征发戍边，伤亡惨重，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杜甫在《兵车行》中就描绘了人民的苦难“车遴遴，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