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在尉缭幸存的同伴们还没有返回秦国都城咸阳、揭开遇袭真相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探究、思辩一下中国古代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和制度。
一、民主制度。
尽管我国的先哲们早就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主张，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但这些只是为了警告封建统治者要“爱惜民力、使民以时”，不可过度盘剥、压榨百姓，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激起民怨、民变，并没有包含民主分享、取代君权的观念。
而古罗马帝国却已经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掀起了平民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而与贵族阶层的斗争浪潮，其结果是：古罗马政权在贵族元老院里设置了平民保民官，代表平民阶层与贵族相抗衡，也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
公元前450左右，古罗马出现了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尽管它还是一部维护奴隶制的法律，但已经把保护奴隶主、平民（自由人）的利益写入了法典。
到了公元前130至前120左右，古罗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勇敢地站出来，推进土地改革，带领农民与贵族阶层斗争，使得大量古罗马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再到公元前73年的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高举起“解放奴隶”的旗帜。奴隶们的斗争最终失败了，但是也沉重打击了古罗马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使得大量奴隶成为自由人。
与雅典、斯巴达、古罗马等航海和商业文明以及备受侵略的古埃及、古印度等等古文明不同，中华古文明始终雄踞东亚，延续着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形态。在与北方蒙古等游牧部落长达5000年的杀伐中，在遭遇外敌入侵、甚至被异族征服的最悲惨岁月里，这种古老的文明依旧生生不息，依靠独特的文化符号－－－汉字和历史文化积淀，几乎同化了所有邻近的民族、包括外来入侵的敌人。
中华文明内在的精神力量太强大了！－－－－－－这是为什么？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
古代的农民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在贫瘠或肥沃的土地上，辛辛苦苦地耕种、收获、繁衍、生息。这种分散的劳作，使得他们最多聚族而居，形成中华版图上星罗棋布的村舍。又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能随便迁徙，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抵御大型自然灾害和防范战争屠戮的能力几乎为零，他们只能盼望得到来自君王的保护，心甘情愿地去缴纳田赋、贡献子女加入王国的军队，以保全自己的土地和种族平安。而统治者就趁机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维护专制王权的有力武器－－－－－－－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的真相！
当统治者或统治阶层不仁不义、腐败透顶、阻碍民众生产生息、民生苦痛、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发动起义来推翻它！然后，再次树立起一个万众朝拜的君王及官僚集团，继续开始下一个历史周期。由此循环往复下去、没有个尽头－－－－－－－－
在长期的封建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缺少西方的商业契约型社会基础，也就民主难行。
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论述，我们在前文《法家》章节已经探索过。
中国古代（先秦）的法制，竟然是在韩国等一些君权难以树立的国家以及早期破落、遭受诸国蔑视的秦国的弱国才受到推崇。所谓古代的“法制”，只是无奈之下，君权不彰的替代品，也是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而已。
即便是法制，也还有个执行力问题。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国家的“法制”连严重破坏家庭、社会和谐稳定、残酷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潜藏大量肮脏犯罪、严重毒化社会氛围的非法传销，也是无可奈何的。
在一个失去了民主的根基，国家专制的威权又不能成功树立起来的社会，就是鼠首两端、灾祸连连。
中国包括类似欠发达或不发达国家，从历史上遗留至今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不是民众不渴求民主，而是人们根本无法彻底抛弃专制而去守护民主。即使宪法里确定了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宣称财产属于全民之所有，可是公权力、全民所有资产的支配权、收益权，依旧被权贵阶层掌控、攫取，而与民众无关，只能是希冀和被动地等待高层不知何时“惠民政策”的出台。
所以，类似的民主制度只能由顶层设计和推进，民主的进程也就大打折扣。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决定了民主推进的无比艰难。
二、人权
什么是人的权利？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按照我们的解释就是生存权、发展权，已经有了议政权，还没有进一步提出参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