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时的“役”是否具有完全意义的“人头税”，还难以断定，或许既有“帮助”之义，也有“徭役”之意。无论如何，中国古代的人头税（包括税与役），至迟应该出现在西周时期，或可追溯到殷商时期。
到了春秋时期，关于人头税的记载便史不绝书了，这就是方才何知浅说“千年之役”的意思。如管子说：“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也。”晋于是乎作州兵，这里所说的“兵”就是指兵役。《国语》载：“无夺民时，则百姓富。”“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此处的“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就是指免除三年的兵役。“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里的赋则是指人头税，同时实行了口赋制度，史载：孝公十四年“初为赋”，即口赋。孟子更提出了著名的“三征”理论：“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等等。这里所说的“无夺民时”是指不要在农忙季节征发百姓的徭役，等等不胜枚举。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的措施之一就是即按成年人征税，就会使（人口统计）脱离实际情况。又载：齐王问“吾欲籍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意思是对人征税就会使人隐瞒人口数量。
殷、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头税内容尚属简约，只有成年男子的丁夫之税和徭役，且比较轻简。秦汉之际，人头税的内容逐渐繁杂且日益加重。秦承袭了商鞅变法时的“口赋”制度，汉代的人头税既有对儿童征收的口赋、献费，又有对成人征收的算赋、户赋等货币税，还有包括正卒、戍卒、更卒在内的徭役和徭役的代徭金——更赋（亦属货币税）。三国曹操实行租调制以后，这种直接对人的人头货币税被废除了，但是徭役仍然存在，而且增加了“调”。
“调”是以户为单位，按人头分摊，以实物（或帛、或布、或绵、或绢等）缴纳的一种军事征发，这种“调”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实物人头税。“调”与徭役并行的制度，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中前期一直循而未改，只是征收单位进行了一些调整，如曹操规定户调平均每户每年交纳绢二匹、绵二斤；西晋规定丁男作户主的，每年交绢三匹，绵三斤。户主是妇女和次丁男的，户调折半交纳。边远郡县交丁男户的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的户调；北魏规定一夫一妇（每户）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北齐规定一床（一夫一妇）调绢一匹，绵八两；北周、隋的规定与此大体相同；唐中前期规定绸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服役二十天，若不服役，每天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做庸。贵族官僚享有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特权。
而方才王宗范提到两税法，的确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至唐中后期实行两税法之后，随着赋役制度的变革，人头税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人头税并入地亩，但丁额不废，人头税照征不误，只是与田赋并征，而且以银代纳，变成了货币人头税。
在原先的历史上，五代十国期间，杂税丛集，税及白骨。其中便有人头税，如后晋的赵在礼令宋州，贪暴逾制，百姓苦之。后移镇永兴，百姓欣贺曰：“拔却眼中钉矣！”在礼闻之，仍求复任宋州，每岁户口，不论主客，俱征钱一千，名曰“拔钉钱”。南唐张崇帅庐州，所为不法，尝入觐，庐人曰：“渠伊杨不复来矣！”崇归，计日索“渠伊钱”。明年又入觐，盛有罢府之议，人不敢实指，道路相视，皆捋须相庆。崇归，又征“捋须钱”，此等苛杂皆属人头税之类。两宋时代，承袭了五代十国的恶税，并有发展。但类似“拔钉钱”、“渠伊钱”、“捋须钱”的苛杂已不多见，只有“免夫钱”（即宋与金合兵灭辽时，对应出力役的人所征之税）可属于这种苛杂，但两宋时期的徭役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唐安史之乱以后，府兵制遭到破坏，到两宋时就全面改行募兵制；一般的力役多由廂军承担，很少征之于百姓。所以徭役中不再包括兵役和一般力役，而仅指职役。两宋时的职役包括：“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京百司补吏，须不碍役乃听。”由于职役的差役法（按户等派差）对百姓的扰害太大，所以有识之士曾多方呼吁改革，直至王安石变法始由差役改为募役（即雇役），以后司马光又改为差役，此后，时募时差；里正、户长、乡书手之役，主要是督收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之役则属维持地方治安；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之役则是传送官府敕令、文书；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之役均属州、县之杂役。这些职役在王安石变法时，亦改为募役。募役法规定，“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