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方向走去。如果今后又有长时间没有战争的国情出现，一旦战争来临，会怎样？这就是总参谋部设立的意义之一。
其实在后世的时候，也有人认为18世纪的东西，不可能适用当时的现代军队。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螺旋式地上升。纵观人类军事发展史，历史上所有军队的指挥模式其实就是在“铁腕指挥”（统帅决策型）与“参谋部指挥”（军官团决策型）这两者之间相互转换。其发展的链条是：铁腕指挥（亚利山大、汉尼拔……）——参谋指挥（总参谋部制度）——铁腕指挥（首长负责制）——参谋指挥（信息化总参谋部）。
李曜觉得，在看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参谋部指挥”模式时，绝不能认为只是简单的重复。而应该是一种更高级阶段的发展和再生。但是这前后二者之间，最基本的实质是一样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实现的外延和形式发生了适应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已。这就是他为什么认为18世纪的德军总参谋部体制依然值得现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所借鉴的原因。
现代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高科技战争，军队建设模式也正在向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跨军种的联合作战，和诸兵种的合成作战，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信息化战场上的各种作战信息和指挥指令，更是会以天文级数的规模，向上汇集，向下辐射。战场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向陆、海、空、天、电无限延伸。在这种条件下，单靠军事首长一个人的头脑，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完全未来的信息化作战指挥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职能齐全的，高效率，高专业化的参谋决策团队予以支撑。这就是未来军队指挥模式必然向“参谋部指挥”回归的历史大前提和根本条件。所以，未来的参谋部不但要参会谋，更应能决善断。以“军官团决策”，“科学决策”取代“铁腕决策”是大势所趋。参谋部的职能和地位，也应重新得到尊重和重视。
而反过来，在唐朝实现“军官团决策”，也完全可能。唐朝连宰相制度都是“宰相联席会议”模式的，军队里弄类似模式，根本没有人在思想上不能适应。
同样，在适用性上也没有问题：李曜带来了许多新的战术、思想，这必将改变战争模式，从而加大战争的负责程度。譬如火药武器的使用、测绘技术的进步等等，当各个“学科”发展得越发细致，光靠一个统帅决断所有大小事务，失误的可能性太高太高。霍去病之类的战争天才不是雨后春笋，那种杰出人才毕竟百年难遇，与其依靠不定时出现的天才，李曜觉得依靠汇聚精英智慧的“军官团决策”更为保险。只不过考虑到传统思维惯性，他才依旧保留了相当大一部分军事主官的决定权罢了。
但参谋长制度的崛起，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李嗣昭叹息一声：“管他是朝廷决议还是右相决议，我等只须照办便是，也无甚可说了。国宝，你就来安排这三路兵马的配置好了，我等三人早已说过，服从军令，绝无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