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当然李曜在颁布《新城扩建令》之前想到王莽，并不只是感慨一下，而是仔细思考他为什么失败。按照李曜用后世的观点来分析，首先是因为其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
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在这里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两面不讨好，岂能不失败？
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其次是改革过急过速。过急过速就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再次，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
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很明显难以禁止盗铸私钱。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但是在穿越前生活于二十一世纪初的李曜看来，经济规律并不是强制政策所能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终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匡、廉丹等数战不利，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但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遂告灭亡。
至于说王莽还发明了游标卡尺、还特别提倡科学发明、还对棒子国有着莫名的仇恨之类，那都不提了。总之李曜认为，这货必然是个穿越者，但同时也是个失败的穿越者，唯一的好处是……他的失败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
李曜得出的结论其实比较悲观：如果不能唤醒全部或者大多数底层民众为你所用，那么作为改革者就一定不能肆无忌惮地得罪处于统治地位的那个阶层。
仍以王莽为例来说，他简直就是个奉行国家资本主义，而又拥有社会主义制度思想和平等观念的穿越者。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改革措施以外，他甚至还曾实行过廉租房政策，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了五个里共200个廉租房住宅小区，专供贫民居住！
从李曜穿越前，他所在的国家一直高呼廉租房建设的情况来看，这显然是一些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的利好消息。后世也有不少学者较为肯定地认为五均六管等措施是有积极进步作用的，而且类似的政策曾在武帝时施行，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极好的经验。
可惜，超越时代的王莽大大地触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们的利益。西汉末年，刘汉宗室人口已经繁衍到了十万之众。他们累代豪族，在地方上势力根深蒂固，占有的土地和控制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许多豪族都广蓄宾客，拥有庞大的私家武装。得罪社会地位举足轻重的他们，实在是不明智的事，即使你拥有再多道义上的优势。
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大地主豪强激烈地反对王田制，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远超过了规定数额，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
而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恢复土地和奴婢买卖的合法性，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占有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豪强们反击的速度，远远高于纳税人自己反应过来王莽是在为自己谋福利的速度。王田制的实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而新税制的名目多如牛毛，搜刮之苛刻更为惊人，结果“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这时，一场主角几乎尽是各豪族大姓的暴-乱爆发了。有人统计过，当时起兵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只占29%，而豪强大姓却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