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
李曜长叹一声：“错非如此，这些人怎能一点就着？”
王秦默然。
李曜这番话说得颇有见地，当初李克用在上任河东前夕，曾发榜告示河东军民：“勿为旧念，各安家业。”宋元之际时代史学家胡三省对此解释说：“以河东之人前此数与克用战，恐其不自安，故榜谕之。”
河东节度使在天宝年间有兵力5.5万人。安史之乱后，河东作为遏制河朔藩镇的重要堡垒，继续保持着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元和十四年，李德裕甚至说河东有“精甲十万”。直到唐末以后，河东经历了一系列的变乱，实力锐减。但作为一个老牌大镇，恐怕仍有不少的军队。因此，李克用上任河东后的当务之急，便是如何协调代北人与河东人的关系，将原河东的统治势力纳入自己的统治系统全文阅读。
早在元和四年沙陀迁往河东时，河东节度使范希朝就曾挑选1200人组成沙陀军。据李德裕讲，这些沙陀军驻守在太原“衙内，性至循良，于人情狎熟”。之后，“太原军素管退浑、契苾、沙陀三部落”，代北行营隶属河东节度使，这虽然一方面遏制了代北集团的发展壮大，却也使河东与沙陀三部落和五部之人的联系加强。所以，尽管“河东之人前此数与克用战”，但从史料显示的情况看，李克用在河东并没有遭到激烈的反对。中和四年二月，李克用应朱全忠等人之请，“率蕃、汉之师五万”南下救陈州，这“五万”蕃汉之师，很明显，必定包括了不少原河东的军队。
但是，尽管河东人接受了李克用的统治，但他们在李克用统治集团中并没有得到特别重用。整理李克用麾下有史料记载的、有名有姓的六十名将领可以看出，河东人有李嗣昭、史敬镕、梁汉颙、相里金、郑琮、白文珂、张虔钊、侯益以及李建崇。这样，在六十人中，河东人仅有九人，只占总人数的15%。这一数字表明，李克用尽管立足于河东，但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河东人。
李克用时期河东人不被重用，不仅表现在在他的统治集团中河东人数量少，而且表现在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也低，在上述九人中，除李嗣昭作为养子而被委以重任外，其余多担任一些低下级军职。在李克用一系列重大军事活动中，领军作战的河东人也一直有且仅有李嗣昭一人！而李嗣昭，《新五代史》卷36《本传》说他“本姓韩氏，汾州太谷县民家子也。太祖出猎，至其家，……家适生儿，太祖因遗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养以为子”。如此，则表明其不过仅仅是生在河东而已，而从他的生活阅历上说，其实也应该属于代北人。这么一看，河东人在李克用麾下简直地位全无！
河东人之所以在李克用时期不被重用，固然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资历尚浅，不能同那些“胆略过人”，数十年跟随李克用征战的“边部人”相比，而另一方面，恐怕也与李克用对他们的猜忌、防范心理有关。这方面直接的事例虽不曾见到，但并不妨碍李曜这种搞供销出身，最长与人际关系梳理的人作一些合理假设。
李克用进占河东后，原河东牙将除贺公雅曾一度露面外，其余都销声匿迹。以上述河东人为例，李嗣昭已如上述；史敬镕、梁汉顒、相里金、郑琮，李建崇均先世不见史传；侯益，祖父以农为业；白文珂，父君成，为辽州刺史；张虔钊，父简，唐检校尚书左仆射。所谓“唐检校尚书左仆射”，或为赠官。可见他们中间没有一人出身于太原牙将世家，而且先世为官者，大概也只有白文珂之父一人。
史籍中也留下了一些河东牙将的人名，如朱弘昭，太原人，“祖玟，父叔宗，皆为本府牙将”；张宪，晋阳人，“世以军功为牙校”；李怀忠，太原人，“父海，本府军校”；常思，太原人，“父仁岳，河东牙将”；等等。但是，这些“本府牙将”、“河东牙将”，都是靠他们的子孙而在史上留名，他们本人为官则不显，而且有些牙将大概也是在李克用进驻河东以后才从军任职的，而他们的后人也是在李克用之后才逐渐显达的，所以这些事例并不能说明李克用重用河东人的问题。
要知道，唐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军队渐渐都“皆成父子之兵，不习农桑之业”。河东当然也不例外，在李克用上任河东之前，河东肯定也形成一个以牙兵为首的军人集团。如就在乾符年间，河东牙兵集团就制造了一系列杀逐主帅或内部互相残杀的事件。
李克用的前任郑从谠在离开河东时，以监军使周从寓知兵马留后事，书记刘从鲁知观察留后事，告戒他们“俟面李公，按籍而还”，所谓“按籍而还”，即向李克用交待兵民户籍等事项。
然而在李克用统治集团中，却看不见原河东牙兵牙将活动的事迹，这说明李克用对他们采取了防范甚至压制的政策。不过，这种状况到李存勖以后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代北人在河东居住的长期化，通过与河东人的通婚以及占籍河东等等，使双方融合日益加深，互相猜忌、防范的心理大大减轻。而河东人在军事、政治-斗争中也显示了他们的才能，资历也逐渐加深，再加上代北人中的许多元老相继去世，以及李存勖本来就极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