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和佛学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格义，第二个阶段称为教门，第三个阶段称为宗门。
一个人初学外国语的时候，必须先把一句外国语翻成一句本国话，然后才能理解。他学说外国语的时候，也必须把他要说的一句话，先用本国话想好，然后再翻成外国话。他的话是用外国话说的，可是他的思想是用本国话想的，所以必须经过这些翻译程序。
一个国家的哲学，传到别国的时候，也要经过类似的程序。佛教初到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人听到佛教的哲学，首先把它翻成中国哲学原有的术语，然后才觉得可以理解。宣扬佛教哲学的人也必须把佛教哲学的思想，用中国原有的哲学术语说出来，然后中国人才能理解。这种办法当时称为“连类”或“格义”。《高僧传》说，佛学大家慧远向听众讲佛学的“实相义”，费了很多的时间，听众越听越糊涂。慧远又用庄子的道理作解释，引“庄子义为连类”，听众就明白了。(《高僧传》卷六本传)
《高僧传》又说，另一个大佛学家法雅，因为他的学生对中国原有的思想有一定的了解，而对于佛教哲学了解得很少，他就把佛教的哲学同中国原有的思想联系起来互相解释。这种办法，当时称为“格义”(《高僧传》卷四本传)。
在当时的思想界中，一般都认为玄学和佛学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它们的概念可以互相通用，它们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
随着对佛学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佛学和玄学逐渐划清了界限。就翻译这方面说，大翻译家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意译就不免有“格义”、“连类”之处，他的学生道生就简直用玄学的语言作文章了。以后的翻译逐渐改用直译，重要的概念术语都直接翻音，有名寺院的大宗派，大都各奉一部佛教经典作为教义。所谓“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他们都不怎么提了，这是佛教和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中国近代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严复是对于西方文化有比较真正的了解的人。他翻译了许多书，他的翻译方法就是“格义”。他翻译了一段原文，就写一段按语，用一些中国原有的思想加以说明，这就是“连类”。例如逻辑，他原来翻译为名学，这是和先秦的名学家相联系。后来做翻译工作的人，提出了另外几个译名。人们觉得都不合适，于是改为音译。逻辑这个名字就通行了。这标志中国人对西方哲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佛教和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宗门。这个宗就是禅宗。它不是和隋唐诸大宗派并行的，而是它们的对立面。它不是像其他宗派那样信奉一部佛经，信奉一部佛经作教条，对它做咬文嚼字的研究，而是不信奉一切佛经，打倒一切佛经。它认为一个人的心就是佛，从一个人的心中直接发出的声音，比任何经典都有权威。禅宗的和尚都不学习佛教的经典，认为那些东西都是糟粕。可是他们把禅宗祖师的话都记录下来成为语录，他们都学习这些语录，这是禅宗内部的一个矛盾。以上所说，就是佛教和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