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固执其古文家之说，而是始终以一种较为客观的的角度来看待今、古文经说，是则肯定之，非则否定之，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许慎已经对传统的今古文经学感到不满，并努力加以改造。
而古今文学经过改造、融合后方才由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完成。郑大家曾说过平生之志：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
而他口中的百家，并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而是指今古文及其间所包含的林立的派系。
也就是说他的平生之志就是将林立的派系，纷纭的经说加以改造而整合，一统于他所理解的先圣之元意。
而且他这一直为此努力，郑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遍注群经，儒家各经皆以经过他改造而融合今古文经说之长并参以己意之说，重新解说之。
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当今世上，也只有郑玄这样博学宏通之大儒才能得以胜任，而经过他的这一番改造，今古文的界限彻底不见了，而今文的家法、师法的藩篱也不见了，使得经学彻底从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刘澜所说的郑学。
所谓长者出而短者黜，新学出而旧学衰。
当此之时，东汉末年经学派系林立、官方经学烦琐可憎、学者无所适从之时，博采众家之长而又简明扼要的郑学的出现，自然吸引到了大量学子趋而学之。
于是郑学出，今古文经学式微也就是必然了，可以说，这个时期随着郑学盛行，郑君党徒几乎遍布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
这可绝不是虚美之辞，当然后世也有今文经学家，将汉代经学家法的灭亡归罪于郑公，可这在刘澜看来这样的罪名归在郑公头上是极不公平的，不管任何时代，优胜劣汰，新生战胜腐朽都是发展的自然规律，郑学取代古今何罪之有？
就算没有郑玄，也会有刘玄、张玄，可以说传统经学的灭亡，咎在其自身，并不在郑玄。
刘澜接到了郑公，在当世能得他如此礼遇接待恐怕也只有郑玄一人了，两人先后上了马车，在内卫的护卫下出了进了驿馆，很快便从众学子的视野中消失。
在车内，两人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独处的空间，其实对世人来说郑学一生都致力于钻研经学，可其实早年间也在乡里做过小吏，可吏毕竟不同于官，再加上心向往研究学术，也就辞官而去了。
曾经的刘澜还真没想到郑玄居然也是小吏出身，而且还是乡里，但不得不说有才能的人，就算是做吏也能做出一番成绩，并当了‘啬夫’，在汉代，大乡乡户在五千以上的主官叫做，‘有秩’，小乡户数不到五千的小乡主官叫做‘啬夫’，由郡吏选用，管理全乡百姓。
可以说，郑玄在做乡吏时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干，做出了成绩，不然也不会最终成为啬夫，当然虽然最后辞官，可这段经历对于他来说，无疑是无穷尽的，可以说，很多人将刘澜当做这个时代小吏的代表人物，刘澜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他当时所处的位置，是极其特殊的一个，因为整个大汉朝就出现了他这么一位通过武职成功之人，太偶然性和不可复制性了。
而吕布，很多人说他也是小吏出身，习惯性将他与刘澜比较，可这其实是老百姓自己的强加附会，如吕布早年间乃丁原主簿，主簿属辟，也就是并州刺史府属官，并不属于并州州官，而是丁原私官，而刘澜则是兵曹从事，属于郡官，这可有着本质性的差别，就好像秩俸，刘澜是国家给的，而吕布则是丁原自己掏腰包。
这一点最佳的例子就是刘安，在刘澜的曾经的郡守府和现在的将军府中，他却当着牧府吏，听着高端大气上档次，可说白了就是管家的身份，只不过给他了一个府内的职位罢了，与主薄一个道理。
所以刘澜这样武官出身的小吏有几天，在大汉朝偃武修文的制度下，是完全不具有复制性的，要知道在大汉朝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都为文士出任，他是一个特例，所以说他是小吏的带兵人物刘澜自然不认同，但郑玄却不一样了，首先一点是文士，其次一点是寒门，再然后通过自己的能力做上了‘乡长’，以他的才能如果继续做下去，一旦被举孝廉，从吏变官，前途不可限量，但可惜他最后辞职了，可刘澜最后从吏成为官，但因为是武人所以名声不好，也被士人瞧不起，当然现在好多了，毕竟刘澜的身份今非昔比，就好比曹操一样，阉党之后，可事实证明，拳头实力是让一些人闭嘴的最佳途径。
所以在刘澜的心目中，郑玄才是这个时代小吏的代表人物，首先因为他可具复制性，从小吏为官者有很多，而这样的官吏，从基层做起，也许有格局上的剧县，但无疑他们更懂得治理，比那些满腹经纶，只懂得之乎者也的士子们更有才干。
而如今郑玄又被袁绍征召，刘澜得此消息，居然是临走前将儿子郑小同送到他这里当即就想阻拦，让他干脆留在秣陵，哪怕是在他的征西将军府挂个名，继续研究他的儒经都行，但可惜，郑玄拒绝了他的好意。
不是他不愿留在秣陵，而是袁绍的邀请他无法拒绝，因为他知晓现在刘澜的处境，并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