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干什么不干什么都有自己的理由，或者是有不得不那样的理由，简称都有理。
小人物屈从于社会，干坏事总是以‘我不得不（只能）那样干’或‘别人都是这样’来自我安慰，很多时候遇上了事就或冲动或盲从很自然的干了，事先并没有或并不用得先说服自我才能行动，过后再害怕再后悔或在需要时进行自我辩解。
而大人物见识高，至少是眼界广，都有自己的一套成熟信念，做事思虑权衡在前，干的时候干什么都有一股子理所当然就该这样的心态气势。只要能达到目的，世俗通常的是非曲直标准并不重要，可以无视，可以鄙视。
比如田师中等梁山周围的州府行政长官。
他们官大社会地位高，是大人物心态，自觉凌驾于众生之上，权力在握，自然要操控社会摆弄众生，并超脱了卑贱小人物要老实遵守的律法和社会规则束缚，我就是法，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规则，有更多自由，理直气壮为所欲为。
害个同类甚至更高阶层的官，他们也能问心无愧的不当个事，为了巨大的财富利益官场前途，谋害梁山就更心安理得了。
而他们部下的乌烂军官和卑微丘八普通将士的信念更简直直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大宋重文抑武到变态程度的国策和世情，以及士大夫败类屡屡暴发展示出来的无耻凶残简直没人性，并不遵循儒教品德教条要求，只是拿其当迷惑人的华丽外衣，冠冕堂皇指责与要求别人的丑恶却傲慢自大之极的本质，让缺乏文化素养与辩证思路的军人无论是将领还是士兵都直观感觉大头巾比我更坏更无耻害死的人更多，时间越久就越发形成‘我做对了’的坚定信念。
在这种‘只为我’心态下，又有顶头士大夫长官的恶劣影响与命令，烂军自然什么罪恶都敢干，肆无忌惮。
这次要调到河北西路面对辽寇或调到山东东路面对二龙山之类的悍匪，这些文武自然都不愿意去，但不得不去。
当官当兵享受国家钱粮，本就是要为国效劳打仗的嘛，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具体怎么效劳，怎么打仗，那个另有说法门道。
象田师中等文武昔日镇守边关糊弄朝廷习惯了，早有经验和应对办法，如今换作守青州也没什么为难的，到时自有办法应付贼寇和朝廷两方。
调任的军政人员心里都大致觉得只要仍能当官老爷兵大爷接着白吃钱粮，调防也就不算什么。
去就去呗。
但，他们也清楚此去之地的凶险，
辽寇，悍匪，都不是好惹的，总要打仗，总是处在危险中。又对手下的军队毫无信心，无论是河北西路的新编边军，还是从沧北赶下来的这些原边军都靠不住。至于那些没见过血的内地大爷兵打仗更不顶用。
所以，处于对家人的安全考虑，或者说是在一旦城破了，自己没家人拖累，孤身一人也方便及时转进的刚性心理需求下，这些州府的文武主要官员和官虽小却捞钱发家有道家大业大的文武，都做了同一选择：把家转到最安全最舒服的京城去。
这也是朝廷对主要官员的要求和钳制方式。
客观上，如今东京有很多闲置无人用的房产，好房产也便宜，正好抓住这个最廉价的时机在京城富贵繁华地安家落户，同时向朝廷交人质表忠心，其实是为更方便及时地掌握朝廷动态和钻营行贿攀门路保障官位前途，必要时更能脱罪保命。
其他官吏不是不想这么干，
只是没那能力，又不敢把家人随着自己搬去边关或山东东路，只好选择家继续留置在当地。
调任和调防命令催得急，传旨与监军太监等人员就在跟前阴森森盯着，田师中等不敢怠慢，赶紧收拾好家当，打发家人在精干护卫的保护下偷偷去东京安家。
各州府军政人员自属本城派系或至少熟悉，知根知底，家眷自然各作一伙，空前团结起来汇聚力量一起走，加强自保力量。
为了让家眷与搜刮积累的巨额财产能顺利到达安全的东京，这时候真是各显神通。
有的弄到船秘密走运河水路。
有的化装运货的寻常商家，仗着有马有刀枪弓箭，各家汇聚起来的护卫人手众多又精通厮杀，南下到京城的路上也没有出名的山贼悍匪什么的拦路虎，比较安全，自信能混淆耳目秘密顺利达到目的地……
从梁山到东京这一路上比较安全，说起来还得感谢梁山这些年为保障商路畅通而不断清扫打击沿途诸恶形成的太平局面。
调任的文武们在大恨梁山的同时，又嘲弄梁山总是在无意中给他们提供利益和安全保障，议论起来不免有些洋洋得意。
可结果却是，无论他们的家眷怎么伪装、怎么秘密走、怎么有强大护卫，都是在远离梁山的什么地方，护卫全部被杀，钱财武器马匹等被洗劫一空，一些家人奴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死掉的则化为骨灰散入天地，残骸入地，不知所在。各部搬家团全部神秘失踪。
旱地忽律朱贵身为梁山间谍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