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在1861年与两宫皇太后发动辛酉政变之后，一开始叔嫂三人合作默契。两太后得奕之助，政变才得以成功，实施垂帘听政，也不能不依靠奕辅佐。于是晋升奕为议政王，领班军机大臣，综理朝政。但奕的议政王，不同于清初多尔衮的摄政王。“议政”的前提，是两宫太后亲操权柄，奕只能辅佐她们处理政务，却不能代行朝政。议政与摄政，一字之差，差别是很明显的。
在当时满清诸王中，奕的见识才干首屈一指。他执掌枢要后，继续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大臣，使萎靡的朝政一时有所振作。奕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极高的威望和人脉关系，然而，随着国家的内忧外患有所缓解，奕的地位越来越高，慈禧太后对他的防范也在加强。
?奕出身皇族最显赫的家庭，一向自视甚高，功高位尊，也不免骄盈。何况他敢于据理直言，对太后懿旨常有异议，难免引起后者不悦。兄嫂二人由当初的同舟共济到貌合神离，矛盾逐渐显现。
之后两人关系不断恶化，奕的仕途也随之几起几落，到同治帝病亡，慈禧太后再一次立幼童为帝，使她有更充裕的时间加强自己的权力，奕职权和地位更是逐步被削弱。
1880两人发生的一次争执，将双方最后的一点情面也消耗的七七八八。慈禧太后偏听太监诬陷守门护军的一面之词，欲置护军于死罪。奕率领全体枢臣“力争不奉诏”，引起太后的恼怒，大声质问：“你事事与我为难，你到底算什么人？”奕毫不示弱，昂然道：“臣是宣宗第六子。”太后说：“我革了你的爵！”奕回答：“你能革臣的爵，却革不了臣的皇子。”
奕等人的抗辩，虽然使得护军从轻发落，但是却将慈禧这个女人的怨恨之心彻底的激发了起来，发誓要将奕一撸到底。只是之后的几年没有找到很好的借口，因此奕也就在位子上呆了下来。
此次奕及其主持下的军机处不想轻易插手越南一事，引起御史交章弹劾。终于让慈禧抓住了把柄，他同醇亲王奕譞合作。以“委靡因循”的罪名，将以奕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停奕亲王双俸，命他“家居养疾”。又命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处，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并命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商办。
奕譞初登高位，急需在朝堂内外寻找支持和安插心腹，之前在别人眼里成了险地，谁都不愿意去的四川，在奕譞的这里也就成了香饽饽。
与南宁接壤的几省虽然不安全，但是一旦成了这些地方的大员，其话语权也就比以前要高出不少，因为这里是清廷的防御重地，不仅驻扎了大量军队。以防南宁北上侵袭，而且为了可以更好的为这些驻军服务，清廷也将这些督府的职权增加了很多。
四川是天府之国，再加上经过丁宝桢一番精心治理，这里已经成了清廷为数不多的财税重地。特别是1881年丢了广东之后，这里就更是成了清廷格外关注之地。要不是这里危险，没有人愿意来，根本就不会有他奕譞安插亲信的机会。
奕譞在初步稳定了朝堂之后，他立即开始物色起了川督的合适人选。只是此时他也遇到了奕同样的问题，找不到既愿意去。又够分量和资历的人。
而且奕譞在帅选候选人的时候，比奕的条件更苛刻。奕没有他这么多的心思，选人的首要条件是有没有能力，其他的没有过多考虑。而奕譞则多了是不是心腹这一条。
加上奕譞性格懦弱，在经历了同治帝后之死、东太后暴卒后，领教了自己这个嫂子的厉害，处事就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因此在选人的时候，还要看这个人能不能通过慈禧这一关。
有了这么多限制条件。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川督出来，自然也就难上加难了。而且他之前由于害怕慈禧盯上他，一直不敢深交外官，培植党羽，因此能够被他视为心腹的本就不多，更别说还要找够资历的人了。
奕譞最后选来选去，相中了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启文。
徐启文一开始只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他却逮住了一个好契机，进入了慈禧的视线。慈禧上位后囿于局势，只能重用汉臣，为了笼络这些汉人的心，她自己也跟着开始学习起了汉文化，只是她一开始汉学水平不高，那些儒家经典对于她来说太过高深，因此慈禧急需有好的学习教材。
恰在此时，当时还是江南道监察御史的徐启文给慈禧上了一道折子，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和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事实经验汇编为一册，以供两宫太后参考。慈禧非常欣赏这个建议，于是便让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进行编写，以备她学习参考。这本书编写好后，慈禧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不时地安排学识出众的大臣进行讲解，譬如翁同龢就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的帝王政治事迹。
徐启文的这个建议不仅暗合了慈禧现在的状况，拍了个不大不小的马屁，而且其后还亲自参与了编撰这本书。
慈禧高兴了，重赏徐启文，徐启文也借此机会，逐渐进入了慈禧的视线，不久便迁为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