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要求捐一个肾脏给春生，老院长和臧主任都极为感动。现在春生心脏情况不稳定，频发心律失常，手术风险太高。但是，不做肾移植的出路又在哪里？他的心脏对血钾浓度的增高越来越敏感，需要血液透析频率越来越高。这个发展趋势显而易见，往下走就是死路一条。
臧主任很快组织了一个泌尿外科、肾内科、心内科和麻醉科的联合会诊，主要讨论春生手术的风险，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应对措施。
尽管春生的病情涉及几个科室，一旦决定手术，主刀将是唯一真正承担责任的人。当然一旦出事，主刀的上级，尤其科室主任也要负一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臧主任是最关键的人物。
联合会诊结束后，通常主管大夫与家属谈话。这次臧主任亲自找柳青谈话，根据各位专家的意见，向她交代手术的风险和利弊。柳青自己在妇产科，也是手术科室的医生，很容易从谈话中了解主刀医生对手术的态度：积极还是消极，支持还是反对。臧主任显然属于后者，因为他主要强调手术风险，强调手术的弊端，很可能损失一个肾脏也救不了春生。
柳青没有放弃，不仅从医学角度，更是从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历史和感情上的原因说明自己为什么必须作这次努力。柳青让臧主任相信：无论怎样的结局，无论希望多么渺小，无论风险多大，她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绝无怨言。
所谓风险就是失败的概率，当它大到一定程度时就成了禁忌。绝对的手术禁忌比较少，每个病人的情况和要考虑的因素都不同。臧主任找老院长认真商量后最终决定手术。年轻人的刻骨情感深深打动了两位老专家，相比这对恋人前赴后继、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他们只是承担特殊情况下的医疗风险。促成这一决定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担心春生心脏问题进一步恶化，从而完全失去手术机会。另一个原因是柳青与春生的移植配型结果出人意外，非常满意，大大减少了术后移植肾脏排斥反应的几率。
需要肾脏移植的病人远远多于可供移植的肾脏，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病人永远等不到肾移植的机会。为使极有限的器官移植后达到最佳效果，发达国家通常实行全国联网，根据组织配型结果、病人地理位置、排队等待时间等诸多因素由计算机筛选出最佳人选。
中国卫生部在2012年发文《中国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开始探讨移植器官全国统一分配，但要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各个医院自己掌握病人和供肾，即使配型不太满意也不会轻易让费掉肾脏。从实际出发，加上八十年代技术条件的限制，绝大多数医院肾移植配型只做相对简单的血型和淋巴细胞毒试验。
前年同跃回南昌决定给春生一个肾脏时，柳青也偷偷地做了配型化验，如果她的化验结果远比同跃好，也许可以说服同跃让她捐肾。化验报告显示两人的淋巴细胞毒试验差别不大。这次在协和医院做了更进一步的HLA配型，柳青的结果远比同跃强。她后悔当初没有和同跃一起来北京，如果用了她的肾脏，也许春生就不会出现排斥反应。当然柳青也明白这不过事后诸葛亮，她是外行，后来才知道还有HLA配型，再说哪能请到那么多假不工作。
同跃在术前两天赶到北京，宋思彥和臧主任分别和他做了长谈，手术签字不过是个形式、是个手续。
手术前一天中午，医生办公室内，杜子腾和病人家属肖同跃正在做一次无言的术前谈话。无需作任何手术风险的解释，同跃默默地在春生的手术同意单上签了字。
接着，杜子腾递给他第二份病历，柳青的病历。这份病历重似千斤，沉沉地放在同跃眼前。同跃握笔的手不停地抖动，几次落笔，笔尖在同意单上刚划出一个蓝点又缩了回去。最后一次，“肖”字写了不到一半，签字笔从手中滑落，掉到地上。
同跃知道这次手术凶多吉少，即使闯过手术这一关，下一步呢？春生能闯过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险关吗？还有那天文数字的医疗费用，宋院长已经为他们付出太多太多了。
“同跃哥，求求你，求求你买我吧！”幼童春生的哭声在耳边回荡，同跃怎么忍心放弃视如生命的弟弟呢。
“第一次下河洗衣服？你是肖同跃吧？我是三排的。”少女柳青石坝上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在耳边回响。
柳青为母亲做护理，教他洗衣被，柳青为他去做胃肠插管，柳青为他放弃留校，他们在水中的初吻……同跃怎么能够让心爱的人白白地丢掉一个肾脏呢。
杜子腾捡起同跃掉落地下的笔：“你这两天太疲劳了，先去睡一觉。什么时候签都行，明天早上进手术室前签都来得及。”
同跃走后，杜子腾把柳青叫到办公室。他要利用同跃的犹疑不决来劝说柳青放弃手术。杜子腾参加了全部有关春生病情的讨论，对这次手术持否定态度，他知道臧主任决定手术也是很犹豫的。
杜子腾说：“肖同跃没有签字，他肯定很清楚这个手术没有希望，不忍心你白白丢掉一个肾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