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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记者(1 / 3)

两天后的上午,在省长办公室,隆省长会见了齐文长。一见面,他就直奔主题,说:“文长,事情还没开始,你就打退堂鼓了?”

齐文长说:“省长,我感觉自己连市长都没资格担任,更不用说副省长这样高级别的职位了,我?”

隆省长眼睛一瞪,说:“你不做?你当小孩子过家家啊?”他逼视着齐文长,眼里放出挑衅的眼光。“再说了,你不做,我不做,他不做,都让那些乌龟王八蛋做?那我问你,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建设,怎么去发展?”

被隆省长掰开揉碎又说了一番之后,齐文长确实觉得自己太斯文太软弱了。但他还是不喜欢那种疾风暴雨式残酷无情的政治生活。他嗫嚅着说:“看来,我确实不是一个当官的料。”

隆省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谁天生是一个当官的料?我一直读到高中,都不敢在生人面前讲话,见到督导官就躲着走。后来怎么样?九九八一难,就这么过来了。邓小小是当官的料?四川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娃子,文化不高,个子又小,陈独独做总书记的时候,他还在刻蜡纸。结果怎样?成了二十世纪的世界伟人。打倒几次就爬起来你几次,他要梅这个狠气,没这个韧劲,能有这后二十年的风光?”

齐文长想了想,又把三十年前的那件事,毫无保留地告讲给了隆省长。隆省长听了,又感慨又温厚地看着齐文长,说:“文长啊,我确实没有看错你,你是一个好人,一个正派人,有良知的人——”说着,隆省长竟然溢出了泪花,“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近乎勇,可惜啊,我们社会中这样的勇者太少了。你能自责,能不安,这就够了。你还想怎么样?把自己送进牢房?你那时有多大?”

齐文长想了想,说:“十六岁。”

隆省长幸灾乐祸地一笑,说:“你看,判刑?年龄不够,再说,追诉期也过了。虽然,报纸上报道也有过了追诉期被追诉的,但性质截然不容。文格刚爆发的那年,有个姓杨的医生被疑为探子,当时的群众武装组织成员指派谢某,用麻绳将其勒死。为了埋尸方便,谢某用锄头将其尸体捣断,后埋入坑中。这个案子发生在文格时期,虽然事发于当时风行的群众武斗并非个人恩怨,但谢某不同,他的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其社会危害性依然存在,不追诉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或者产生其它严重后果。虽然早过了20年的追诉期,但仍然要追诉,这彰显了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正义。可是,你的不同。那种时候,向你这样大的孩子,有几个不干这些事情呢?他们的红色司令要他们干,我们所有的教育部门要他们去干,上级政府部门要他们去干,他们能不干吗?我都被踢断两根肋骨呢,至今还留有后遗症。而我的孩子,又在外边打架打伤了人。唉,哪个有办法来算清这笔账?当时,党和政府为了安定,为了长治久安,对文格时期红卫兵发生的这类事情,用向前看的政策处理,你又何必再去承担责任?”

齐文长说:“我的父亲也被打过,正因为这样,我才要去承担责任。要不然,我再也没有资格去职责别人,甚至没有资格去指责今天的那些罪犯们。”

隆省长听罢,沉良久,站起身来,一边活动筋骨,一边在宽大而又简洁的办公室里转圈儿。突然,他停住脚步,面带愠色,一字一顿地说:“文长同志,实际后果是,你说出来,你就更没有资格了,连原来的资格都没有了。而那些不说的人,却比你更有资格。”

隆省长转了几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缓缓地说:“说实话,这些你安类,很好见到你这样的干部了。你让我想起我的青年时代。那时,恨不得自己是通体透明的,有一点脏污,都会自责自怨,痛苦得不得了!那时,我没有经济来源,常常饥一餐饱一顿,东一宿西一晚的。我身上有时会有一点党的经费,用于应急。我不管怎样,我都没动过一分一毛。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带着部队解放海川市后,躺在铺上,睡到半夜,又冷又饿,怎么也睡不着了。突然,我问道远远飘来熟食物的香气。忍了很久,我还是爬起来,在一个燃着油灯的小摊上吃了两大碗混沌和六个肉包子,还买了一包香烟,花去了小半块银元。而这小半块银元是公家的钱。这一餐吃完后,等于把自己的道德良心也吃掉了半块。事后,我是又委屈又痛苦,只骂自己:为革命作了那么多牺牲,那么多贡献,就这么栽在这小半块银元上!后来审干的时候,我把这件事作为革命者改造思想的例子说了好几次,才得以解脱。后来,在文格中,我从大字报上看到,好几个职务比我高得多的革命者,都有侵吞公款的事,那数目比我大得多,他们却从来没有说过。其中一个,还是审干时的领导。”隆省长说完,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这时,齐文长突然发现,这个温良敦厚慈眉善目的小老头,竟然是一个无比睿智凌厉的长者。难怪,那些恨他的人背后喊他老头子。

见齐文长在认真听,隆省长进一步说:“你想想,大几十年来,颠颠倒倒黑黑白白,有几个敢说自己一世清白?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没干过一件昧良心的事?从红军整肃AB团起,到解放后的历次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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