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说话很随便。
我们曾经在一起很轻松、愉快又亲密，在广州我们乘车到海安去，那一年许多人都往海口涌，车从佛山、肇庆，到阳江、高州、化州、湛江、徐闻，最后到达海安是夜晚两点，我们在夜晚一阵飘忽的雨后看天上的星星，看琼州海峡的细小波澜。那时我对她说：我们是在丈量世界。凌晨三点，我们站在广东海安杂沓的轮渡边上，前面就是琼州海峡，在夜色苍茫之下，湿润的夜雾急速地侵袭下来，明朗的星天一下被遮去一片，阵雨立即从满天星光的翼下洒下来，大地一片湿亮，我们赶快去找屋檐躲雨。海在轻微波动，很壮观很壮阔，我一点也不打瞌睡，她也不打瞌睡，我们在看海。汽车轻轻轰鸣着，驰向轮渡。在灯光下有人在谨慎地调度。露天小摊主在削菠萝，菠萝香得死人。他在一片一片地切开，插上竹片，浸在盐水里。后来我们又到了广东花都，我们在花都人的脸上找洪秀全的影子。街上摩托很多，我们去找旅馆，满街的箩筐排着队，装着糯米荔和普通荔。花六块钱买一斤多，装在塑料袋里，我们一边走一边吃。那里小旅馆很多，可我们的路费不多，我们住了一间不超过六平方米的地方，墙是报纸和三合板什么隔成的，左右都串音。记得那次我去自选市场买了香皂，回来拿桶冲凉。我洗澡后，出去，让小闲洗澡。她洗澡毕，我才归房。然后，我睡上半夜，她睡下半夜。当一个人睡觉时另一个人在大堂坐着。我们就是这样同行。……这一切，我这一生都忘不了。
现在，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她想到山西去，到那里的一个地方坐堂，为人家诊治疑难杂病。
我大叫起来，说：真的？我眼珠子要掉下来了！……你要给人看病？
我们说话像救火，因为长途电话费很贵，后来邮局给我打了一张收据，是十八块五角四分。
那可是一笔不少的钱。我的口袋里还有点钱，我又在邮局外买了一盆三角枫带回去。路上，我竟然觉得我还不如一个河北女性，她一个人都敢在满世界跑，而我，竟然可耻地缩在这里，过着鸽子一种安稳的日子，并且一点成功感也没有。
回到家，看到摇床襁褓中的女儿，老婆，平庸的生活，一切都让我厌倦。
被我拒绝的另一种生活，永远待在离我三千万里的地方。我没有对赵幸福说这感受，她有许多事要做。她忙了家里，又要忙政府里的事。赵幸福是聪明的人，一定也观察到了我的这种生命状态。
之后，我决定报考中国新闻学院新闻系，索取了他们的招生简章和试卷，但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去考。我们那里有政策，不准大学生随意报考研究生，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报考机会。第二年，我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做了一些准备，赵幸福也支持我，我的准考证也拿到了。华东地区考点设在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30号的杭州商学院内。可是，年底的一场大雪让宣杭公路的交通中断，我手里攥着准考证和车票，望天兴叹。
赵幸福知道我的固执和不可救药，她不敢再管我的私生活，她知道再要干涉的话，会以我们的婚姻破裂为代价的，因为我母亲也激烈反对她私自联系我父亲。
有时我坐在家里，奇怪地想动身去看小闲去。那天我在电话里告诉她，我这一生肯定会再见到你的。她在电话那头笑，我听到那声音，似乎感到她在笑我这人很薄情。一个似乎虚无缥缈的人，却成了我那一段时间里的精神恋人。
老于有一天来告诉我，说晚上七点将有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要我在办公室里坐等。自从老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后，在那里接听电话比在他家里方便多了。那里电话费是公家的。晚上，我去了，接到了电话，是小闲打来的，她真的到了山西。
老于说：“韦雄黄，你这样，家庭会很不稳定的。”
我说：“有什么关系，她是我救过的女子。”
老于不相信地说：“你救的？还不如说是缠上你的妖精？”
我和老于开玩笑说：“老于啊，你已经失去斗志了！你就在这里好好当你的头儿吧。”
老于听了也感慨，颓然地说：“是啊，人是很容易变成事业狂的，因为这世界上并没有多少让人兴奋的事。韦雄黄，你他妈就是一个情种，不过我也高兴，老子一直对你满怀醋意，现在当你心里系念一个山西女子时，我家三子，就不在你的爱情夜幕上熠熠生辉了。”
我说：“算了吧，还三子，她和赵幸福一样，只晓得奶孩子。”
我知道老于的苦涩心情，他到今天，还没有让三子为他生一个儿子，也没让她为自己生一个女儿。
好像是被一种冥冥中的意志牵引着，一个雾雨天的夜晚，我只身去巢湖，从巢湖火车站乘火车到山西去，经过四十多个小时的车厢生活，我在山西大同的一个煤矿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找到了小闲。陌生的天空，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不明亮的宿舍区，两年的时空距离，让我们既陌生又熟悉。那时正是傍晚，是学生寝室最热闹的时候，每个宿舍都在发出嬉笑声，每个宿舍里的人都在捆扎行李。学生要毕业了，有些人在抱头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