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虫子经常在人多的时候嘲讽我，说是当年读书时冷临窗给我个正局我应该要。
“你一个木匠出身，正局还嫌小，不应该呀！”他眯着眼睛看着我，作出一副惋惜的样子，责怪我。
冷临窗瞎他妈说，他是干什么的，说话算吗！
说实话，我那时的理想是进政治局，当中组部长，为国举才，专发官帽子，我那几个有官相的朋友当什么官我都想好了。
参加工作以后才知道，原来竞进这么难呀！每前进一步都要跃过很多拦路的人，我不敢想未来。
政治局那二十多个人的简历我看了，我们东北一亿来人，只有一个人进了政治局，哪里能轮到我呀！我退休之前能进我们计委领导班子，混个副局级就不错了。对了，计委后来更名为发改委了，不管计划，管发展与改革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进计委的时候，我们科还有权批外汇、批化肥、批成品油……。花可陶带一乡下亲戚来求我批一吨化肥。批一吨连汽油钱都不够，我给他批了五吨，告诉他用不了加价卖了，付车脚钱。随着改革的深入，科里的工作量越来越少，要批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工作人员也逐年减少。
我认识陶冶枝那年已经三十七岁了，过了青春期的恋爱注定不会深刻，况且我都说不清那算不算是恋爱。
我离婚又结婚以后，明显感到同仁与领导对我的冷淡，我知道留在这里是断无升迁的可能。
我想换个工作环境，重新做人。
陶冶枝亲属的亲属是市交际处处长，陶冶枝叫他三叔，也让我叫他三叔。陶冶枝经过亲属找到了三叔，本打算给我在交际处谋个位子，不料三叔对我说他分管的政府招待所缺个经理，问我感不感兴趣。
三叔五十多岁了，身材矮壮，总是笑呵呵的，一副和事老的样子，年轻时曾给市里一领导当过几年秘书。
到招待所当经理，我当然感兴趣了。市政府招待所是县处级事业单位，那年头事业单位与公务员没有什么区别。我当那经理算是高升了，另外这经理还领导四百多人呢！每天有吃有喝，还能接触到市里的大领导，一个不留神就能和市长成为哥们，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
因为有三叔这个得力内应，我经过笔试、面试等环节，一路过关斩将，在几个应聘者中轻松胜出，被聘为市政府招待所经理，为期三年。
听到我被聘用的消息后，我真高兴啊！招待所前任经理因为一点小事引起众怒，被全体职工轰下去了，市里给他安排到一个小局当了副局长。我如果没有大的闪失，三年后，或续聘或是到哪个局当个局长副局长没有问题。
上任的前两天，我把几个有点头脑的朋友请到家里来，让他们帮我设计一下，去招待所工作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在招待所办公室工作的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详细介绍了招待所的情况。我让他介绍一下经理办公室的情况，我们发改委办公室贾主任很认真地听过之后，问：“经理办公室门上的玻璃是透明的吗？”答：“不是，是乌玻璃。”“你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办公室把乌玻璃换成透明的玻璃，让员工能看到经理在屋里干什么。”贾主任果决地说。
我觉得他的提议很好，就照着做了，听说职工的反映还不错。
初到招待所工作，感到很新鲜，整天都很忙，没有闲时候。我牢记着花可陶的告诫，尽量不和下属开玩笑，特别是女职工。
市政府招待所在我市餐饮业无论是名气还是设施都排第一名。市里每年两会都在这里召开，还有市直各部门的会议也在这里召开，省里来的重要人物也都吃住在这里。公费收入就占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市政府交际处是招待所的顶头上司，每天都会送来就餐通知单，上面有时间、人数、就餐标准。
我是招待所第一大忙人，轻易不敢离开。书记、市长、秘书长来了，我都要出面招待，不到场看看，领导就不高兴。市里部委办局的领导陪客人来时，也大呼小叫地对服务员喊：“把你们丁总叫来。”
我来招呼一下，他感到在客人面前有面子，我还要装模作样地敬杯酒。这些人像老朋友那样，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呼我“老弟”。
在招待所我几乎每天都能认识几个来陪客人喝酒的人，这些人穿着整齐，谈吐不俗，和蔼可亲，都是把守着市里要害部门的红人。刚到招待所的前几个月，我真有点飘飘欲仙，如履青云，觉得自己也是个人物了。
这以前，我以为当领导很容易，看哪个下属不顺眼，眼睛一瞪，提高声音训斥几句，就都老实了。真训过几个人后，我发现不是那回事，训谁都不行。这些挨训的人，不是当面不软不硬地顶你几句，就是强调别人的不是，没有一个人对我的批评说，“经理批评得对，这事是我错了，我一定改正。”
我经常看到两个人为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争吵，其中一方在争吵中意识到自己错了，可不想认错，咬着牙无理辩三分，继续吵下去。目的是不担责任，或少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