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的时候，因为没有过硬的关系，找不到体面的工作，被分配到机床厂教育科，具体工作是给厂里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的工人补习初中语文课。
这工作很清闲，一周上不了几节课，也没有考核项目，讲好讲坏虽然也有评价，可不重要。学好学坏也没有人在意，考试就是走个形式，都能过关。
读书的时候，真羡慕那些敢于顶撞老师并“扰乱社会主义大课堂”的同学。当了老师以后，我才知道这些“不法分子”有多么可恶。
为了荣誉，我尽量把课讲得生动有趣，每次看到课堂上有人打盹，就讲个笑话，把他唤醒。学生和领导对我的课都很满意，我也逐渐有些喜欢这工作了。
有一天，一个听我讲课的大姐把我叫到一边，问我：“小周，有没有对象呀？”回答“没有”。她凑近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长得还行，家庭条件也挺好，她爸是市纺织厂副厂长。”纺织厂是市里数一数二的大型国企，县团级企业，我答应看一看。
夏天的一个黄昏，我见到了那个人，她把妈妈也带来了。她妈妈是个胖胖的，面目和善的老太太。我知道人家是认真的，这在人家也是一辈子的事，不可儿戏。
她妈妈看好我了，我有点喜悦。这女孩长得很一般，又没读过多少书，不大中我的意，考虑到综合因素，也将就了。
恋爱很平淡，没有动听的故事场景。爱情若要生动缠绵，是要双边互动的，犹如两个高手过招。我不是高手，没有机会与高手过招。有时候，我也想弄出点情调来，“吹皱一池春水。”可她一点反应也没有，一副憨厚状，“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恋爱还不到一年，她妈妈就催我们结婚，原指望她爸爸能给我们要两间房子，真想不到，她那当副厂长的爸爸突然得急病归天了。
我的沮丧难以言表，我不能提出分手，我说不出口。见我有这种想法，我父亲大骂了我一顿，说我是小人。我真希望对方能主动提出来，我一个顺水推舟就结束这无味的爱情，她非但没有提出分手，还提出要结婚，我只好租了两间房，在她父亲去世一年后，按我市的风俗，同她举行了婚礼。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市的婚礼都在男方家举行。男方家出八个人，四男四女随新郎骑着新自行车（随新郎娶亲去的人，都是新郎精心挑选的）到女方家。女方家也出四男四女骑新自行车随新娘到男方家。余下的客人自己去。随我去接亲的男的有黄秋丛、于溪存，加我两个亲属。四个女的我差一点没凑够，我哪有女朋友啊！把我妹妹的女友都算上了。因为家里地方小，摆不下酒席，要借邻居家屋子摆酒席，院子里临时垒三个烧焦炭的砖炉子，请个下厨的大师傅，找几个年轻人洗菜、端盘子，这些脏活都被我教的那些学生包了。每桌要上十四个菜，有凉有热，要成双。菜要有鱼，有肉，有鸡。一次只能放五、六桌。重要的客人先上桌，没有上去桌的客人只能在院子里、外等着。第一拔客人吃完了，再放第二拔、第三拔。亲友多的人家，从中午一直能放到晚上。
我结婚的时候，物资还不丰富。黄秋丛帮我买了几箱啤酒，重要的客人才给啤酒喝，他还帮我找水产公司的人批了几十斤鱼。蚊子那时在机关工作，认识的能人多，帮我找食品公司的人批了几十斤猪肝、猪肚、猪肠，外加二十斤鸡蛋。二十多桌酒席就对付过去了。
到了九十年代，接亲改用轿车了，接送的人数还一样，婚礼的地点改在大酒店了，中午一次就把所有的来宾都打发了。客人吃完饭就走，连新房在哪也不知道，晚上也没有几个人闹洞房了。鱼、肉、蛋不用找人批了，市场上有都是卖的。食品公司、水产公司也相继倒闭。市场放开以后，民间储藏着的巨大能量迅速释放了出来。
我父母为了办这场酒席愁了好一阵子，他们一点门路也没有，就怕办不好，被外人笑话，看到东西都买回来了，还有这么多体面的人帮忙兴奋异常。
我结婚一个星期后，请黄秋丛、丁蚊子等几个有贡献的人来家里吃饭，我父亲看到了，特意拿出了珍藏多年的一瓶白酒。
我结婚后不久，我市广播电视台招记者。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很少，竞争也不激烈，我很容易就考上了，因为个子高，台领导把我分配到了新闻部，让我扛摄像机。
新闻记者可比工厂的教员风光多了，走到哪吃到哪，陪我吃饭的都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还经常收到一些小礼物，连********、市长这些传说中的人物，见了我也打个招呼。
我这才知道“领导”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没什么了不起。我的同学薄庸当副局长时，我去采访一个他负责的项目，我亲眼看到********当众训斥他的场面，最后问他：“你能不能干？干不了有人干。”薄庸红着脸，耐心地同********解释，过了一会，我看到他转过身，用几乎相同的语句训斥自己的属下。我猜想********可能也这样训斥********。
九十年代后期，国营企业相继倒闭，请电视台去说好话的单位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