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大人见了都很喜欢，夸这孩子长得漂亮。我八岁的时候跟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买不着票，就站在电影院门口，手拿一毛钱，等着二手票。那时的二手票是指买到票的人因为有什么事不能看了，就到电影院门前原价卖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市没有“黄牛党”倒票，每场电影开演前，电影院门前都有一大群买二手票的人。一手票都被工厂、学校买走了，很少有零售票。每次有人来卖票，总被一大堆人围住，我太小，抢不上去。我那时的理想是长大后当电影放映员，天天能看到免费的电影。
电影院开演的铃声打过两遍了，再打一遍就开演了。我还没买到票，有些失望。一对中年夫妇走过来，看到我站在一边手里拿一毛钱，知道我是来买票的，女人对男人说：“这小孩长得真漂亮，咱俩把他带进去。”就扶着我的肩膀把我带进了电影院。那时候大人看电影可以带一个孩子，如孩子个头低于一米，免票，高于一米交一毛钱，我交了一毛钱。没有座位，只能站在过道上，或是坐在窗台、暖气上。那一天，我的美貌第一次派上了用场。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生每年都要填表，上面有家庭的基本状况。我清楚地记得我爸爸在家庭出身一栏上写个“工人”，又在家庭解放前后（四九年前后）经济状况一栏里写上“解放前有三十亩地”。我的班主任刘老师拿着我交上去的表格，严厉地问我：“你家是什么成份？”我低头说：“不知道。”其实，我早就知道，我家成份是“地主”。那年月“地主”成分可是大耻呀！
在我出生前的很多年，我那地主爷爷就过世了，他当年是怎样欺压、盘剥穷人的我爸爸从来不说。我是在家里的户口本上看到“家庭成份”一栏上写着“地主”，才知道爷爷是地主的。那时候，“地主”就是大坏蛋。又过了些年，我才知道，我爸爸是****。****是什么，我当时真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我只知道不好，和地主差不多。那年月政府打压的对象是“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我爷爷是地主，打头，我爸爸是****，断后。我是地主的孙子，****的儿子，我生下来就低人一等，就是被全社会歧视、****的对象。我如果被同学打了，老师也只是阻止一下。如果我打了贫下中农（四九年以前的穷人）的后代，老师就说我是“阶级报复”，推到讲台上，挨批判。因为我爷爷曾经欺负过他们的先人，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从不敢打人。
我刚上学的时候，班主任不知道我是地主的后代，对我挺好。我学习也很好，她让我当班长，又是第一批红小兵（我入学的时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叫红小兵，左臂上方戴一红色的塑料菱形的臂章，上写“红小兵”。后来改为少先队，戴红领巾了）。当红小兵是要填表的，这可坏了，地主成份让老师发现了。我的“红小兵”臂章戴了不到十天，她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收回了红小兵臂章，又找借口撤了我的班长职务，还让我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划清界限”我可不敢，真“划清”了，我上哪吃饭去呀？从此，我再也不敢争先进了，就怕填表，更怕同学们知道我爷是地主。
二年级冬天的一个上午，全校师生站在校园内尘土飞扬的操场上，听兵团女团长（就是红小兵组织的领导）训话。我小的时候，没穿过衬衣衬裤，就一个裤衩、一个背心，外穿棉袄、棉裤。问：为什么不穿衬衣？回答：没有钱买。不光我这样，多数同学都这样。就是有钱买，也没有布票，布票和工资一样，定期、定量发放。
东北的冬天很冷，团长讲话的时间又长，我冻得发抖，寒风灌进我的衣袖，刺透肌肤。我的清鼻涕流了出来，没有手帕也没有手纸擦鼻涕，对付清鼻涕的方法，是用衣袖口擦两下，因为擦的次数多了，我的两个袖口有些发亮，谁都知道那是鼻涕，没有人笑话，男同学都这么擦。
手帕是奢侈品，我无数次在商店的柜台里看过那块小方布，售价一毛一分钱，还要布票。一个人一年给多少布票，我不知道，只知道很少，仅够做一身衣服。我妈妈要到过年的时候，用这些布票给我们每个人做一身新衣服。那时东北的孩子很多都有鼻炎或咽炎，我也有。现在每年冬天，我都咳嗽，要用力把肺里或是气管里的痰咳出来。含甘草片，喝止咳糖浆都不好使。二○○八年，我在书店里看到一个日本人写的书，名字叫《病从寒中来》，我才猛醒，我这病是冻的。我到商店里买了件厚羽绒服，每到冬天，早早就穿上，如果穿晚了就咳痰。
好了，还是回到那个冬天吧。
我的棉鞋前大脚指尖处有个窟窿，寒风吹进来，我的脚尖冻麻了，很疼。这棉鞋是哥哥穿过的，我还要传给弟弟。几根乌拉草（今天五十岁以上的东北人，小的时候大都穿过靰鞡鞋，一种很难看的黑色布面胶底系带的棉鞋，不知道为什么叫这名。穿这种鞋，要向鞋里放一把很细的干草，叫乌拉草，为的是保暖，人们都认为那草能保暖。现在想来，那草肯定不如棉鞋垫保暖）钻出了我的鞋尖，我弯下腰，伸出手，把草向鞋里塞了塞，又把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