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广开财源，杨毅还通过《大明新闻报》下达圣旨，明令放开大明海禁。任何人，只要你有那个能力，就可以展开海外贸易。只不过，国家会在沿海各个城市设立海关，收取进出口税罢了。
事实上，明朝末年的沿海已经没有什么海禁了。有能力的商人都在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高档商品出口到外国，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而欧洲各国生产的商品，却鲜有能被中国人看上的。
所以，明朝的海外贸易每年都会产生大额的贸易顺差，将外国人的许多银子赚回到中国来，让江浙沿海商人越加富有。
然而，再多的利润，这些贸易却都是上不得台面的，只能自己悄悄发财，不能拿出去到处炫耀。因为，海禁毕竟是明朝实行了几百年的国策，这些进出口贸易事实上都是走私，是被大明朝廷明令禁止的。
但是，现在崇祯皇帝下令放开海禁了，对大明的商人简直就是一大福音啊。从此以后，大家再也不用偷偷摸摸、提心吊胆的走私，害怕被朝廷抓捕了。大家都可以大张旗鼓的组织商队出海，展开海外贸易，正大光明的赚外国人的钱了。
由此，通过扶持工商业、设立海关、征收进出口税，并设立某些国营直属大型工厂和公司，南京朝廷的财政收入渐渐好转，可用财力急剧增加，为杨毅的战备工作提供了财政上的后盾支持。
时间进入崇祯十七年的冬月（农历十一月），已经建成投产的工部南京钟表厂生产出了足够的金陵牌摆钟，开始供应民间市场。
为了销售摆钟和以后的其他种类钟表，获取最大的利润，工部没有将摆钟批发出去，而是直接自己成立了一个钟表行，以连锁的形势在江南各大城市开设钟表店铺，销售金陵牌摆钟。
因为民间的热炒，统一零售价为500两白银的摆钟，刚一上市就受到了达官贵人富商地主们的热捧，销售一空，工部获得了不菲的营业收入。
当然，这些营业收入剔除成本后的利润工部只能获得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要上缴户部，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不然的话，以后工部的人就专门去发明赚钱的东西去了，修桥铺路等不赚钱的事就没人干了。
受到销售热潮的鼓舞，南京钟表厂招募了更多的工人进行培训，加班加点生产更多的摆钟，向全国销售，甚至想要出口。
但是，当工部准备组织一批摆钟出口的时候，却在沿海遭到了阻力。
崇祯十七年冬月十八日，南京的温度已经降到了只有零度左右，眼看着就已经快要下雪了。工部尚书刘源济却紧急入宫，觐见皇帝陛下。
看到一脸着急上火表情的刘源济，杨毅开玩笑道：“金陵牌摆钟卖得这么火，工部现在成阔佬了，你这么急冲冲的干什么？”
刘源济苦着脸道：“皇上，正是这摆钟出了问题啊。”
杨毅皱了皱眉头，问道：“出了什么问题？”
刘源济道：“我们组织生产了一千只摆钟，加上一些其他的丝绸、瓷器等产品，准备出口到欧洲去（明朝称欧逻巴洲，本书简称了），船队却被福州总兵郑芝龙的舰队拦下了。郑芝龙要求，我们的摆钟要以300两银子的价格批发给他，由他的船队运到世界各地去。至于他卖多少，那就是他的事了。”
杨毅听得瞪大了眼睛，问道：“你说什么？朝廷组织的外贸船队被福州总兵郑芝龙拦了？区区一个福州总兵，他哪来那么大的胆子？”
刘源济看了看皇上，答道:“郑芝龙本来就是海盗，实力雄厚，没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
杨毅刚才骤然听说朝廷出口东西的外贸船队竟然被地方总兵给拦下了，盛怒之下还没反应过来。这会儿听到刘源济说郑芝龙是海盗，还实力雄厚，就突然想起来了：这郑芝龙会不会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老爹啊？
杨毅立马对刘源济道：“你先到偏殿去休息一下，我呆会儿跟你说。”
然后，莫名其妙的刘源济就被随侍太监给领到偏殿去了，而杨毅则又开始用IE神器查起了这个郑芝龙来。
通过互联网上的资料查阅，杨毅总算是对这个郑芝龙有一些了解了。
杨毅以前只知道郑芝龙是郑成功的老爹，却不知道他来头如此之大。甚至郑成功后来能收复台湾，都是郑芝龙给他留下的海军班底支撑着的。
郑芝龙，1604年出生，现年40岁，是明末清初的东亚第一大海盗，手下拥有海军将士二十多万人，武装商船和战舰三千多艘。
郑芝龙的势力，庞大到大明朝廷的水师根本无法对抗，只能对其进行招抚，于是给他赐封了福州总兵的官职。
有了官身，郑芝龙在海上的势力扩张更加迅速，控制了从朝鲜、台湾、琼州（海南省）、到东南亚的大片海域。但凡从这些海域经过的商船，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要给他交保护费，发郑氏令旗，否则予以击沉。
殖民台湾南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数次组织海军进行反抗，试图打破郑芝龙对东亚海域的垄断，结果都被郑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