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大汉朝堂可谓风起云涌，在悄悄掀起大汉版文艺复兴运动的同时，更多的儒家弟子趁机加入了参政议政行列。刘厚既然觉得这是他们的专长，也没有刻意去阻止他们，只是将负责立法的官员叫来，吩咐他们制定完善一些监督官场方面的律法，同时还召见了监察御史，让他们加强对官员们的监督，防止有人滥用权力。
天下初定，要处理的事情多如牛毛，朝堂之事简直千头万绪，最近的一件大事是关于改元的。大汉在内乱几十年后终于宣布重归一统，大臣们纷纷上书，建议更改年号。
年号，最基本的作用就是纪年，后来发展成为还表示祈福、歌颂和纪念改朝换代。有些皇帝只有一个年号，有些皇帝有多个年号，有些奇葩皇帝动不动就喜欢改个年号玩玩，例如遇到“天降祥瑞”或内讧外忧等大事、要事，都要更改年号。
所以有些皇帝所用的年号多达十几个，如唐高宗有14个，他们是玩爽了，可是，那些需要计算年月的人就惨了，尤其是研究历史的人，有时候光是计算一个皇帝在位时的年月就要煞费苦心。
统一天下这么大一件事，远远超过那些什么祥瑞的意义，朝臣们那里会放过这个讨好皇帝、歌颂皇帝的机会，所以都可着劲上书建议改元。改元也是一种歌功颂德的形式。
刘厚一想也对，这么大的一件事，的确是应该改一个年号纪念一下，于是下令让大臣们商讨改什么年号好。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班老学究去研究。
这些所谓的老学究，其实都是了不起的当世大儒，很多人原本都是魏、吴两国那边投降过来的大臣。例如王朗、王肃父子，再例如大书法家钟繇，还有东吴的诸葛瑾等等。
这些人曾经都是魏、吴两国的重臣，同时在文化界也是鼎鼎有名，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归降后，刘厚不可能马上就将他们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于是，就弄了个文化部门给他们做些闲散的工作，正好这次改元就用得上他们了。
由于三省六部制还没有改革成功，现在大部分官职还是沿用汉代的官制，这些老学究统统被刘厚扔给了九卿之一的奉常。奉常，掌管宗庙祭祀和国家之礼，相当于三省六部制中的礼部。
定年号正是礼部的事情，除了定下年号外，刘厚还让他们去推算黄帝纪年表。刘厚虽然同意改元，但是不打算继续用年号作为纪年的方法，因为他觉得用年号来纪年太混乱、太麻烦了，正好趁着这次改元的机会，一次过将这个问题解决。
最后刘厚从多位大臣的建议当中选择了“始更”作为新的年号，取“一年既始，万象”的意思。现在的国号虽然还是大汉，但是这个大汉实际上却是个全新的政权，如果较真来说，这个新的大汉和东汉、西汉都有很大的区别。
新的年号由第二年（公元228年）开始实行，同时，刘厚下诏由这一年开始，正式使用黄帝纪元。
刘厚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想用黄帝纪年了，不过那时候还在战争时期，没有条件去实施。现在终于和平了，也有这个人力物力去推行这件事了。
那些老学究们没有让刘厚失望，经过他们的一番辛苦探究，终于确定这一年是黄帝即位以及创制历法的第2925年，他们很快就将黄帝纪年表创制了出来。
从这一年开始就是更始元年（也即公元228年），被记为开元2925年。这种纪元法结束了以年号和天干地支混合使用的混乱的纪元方法，对于民间计算年月很有好处，也为以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搞定了年号和纪年问题后，刘厚又开始着手机构改革了。同样也是很久前，他就想要对朝廷进行机构改革，还预先让陈群去研究新的制度，不过还是因为战争的原因，一直被搁置，现在天下太平，也是时候动真格了。
因为政事让刘厚不厌其烦，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他首先要改制的是朝廷的中枢，最高政务机构。他仿照后世的一些朝代，弄了一个内阁出来。
内阁的阁臣设五人或者七人，单数在遇到需要投票表决时，不会出现票数打平的情况。由诸葛亮担任首任内阁首辅，其他内阁大臣有庞统、马良、郭攸之、邓芝和费祎。
远在岭南的费祎也被召集了回来担任入阁。庞统只是挂了个名字而已，他本人依然在吐蕃辅助张飞打仗。正是由于庞统暂时不在朝廷，遇到事情需要表决时，他无法参与，为了保证有单数阁臣参与投票，所以，这次的阁臣一共有六人，留在朝廷中有五人。
如果将来庞统回来了，阁臣的数量势必要重新进行调整。刘厚又命人制定律法，以律法的形式保障内阁的运转规则。平时一般的事务都由这些内阁大臣商量着办，遇到意见分歧大家就投票决定。
关键一点就是，内阁首辅每界任期五年，五年后，不管你干得好还是不好，必须重新任命，内阁也要解散重组。而同一个人最多只能连任两届。也即是说，再厉害的人，也只能连续做十年的宰相。十年后必须下台换人。
这种虚君实相的制度几乎将政务都托付给了内阁，和后世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