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城城西有个“拘留所”，可以容纳五千人，原本是个屠宰场，后来因为屠宰场搬迁，就改成了“拘留所”。
主要职能从汉阳县剥离，尽管县令还是能够管，但现在管的有限，主要是大理寺卿前来坐镇，刑名律令怎么也轮不到区区一个“芝麻官”来伸手。
前大理寺卿那也是大理寺卿啊。
武汉地区的州县主官，主要工作职能越来越专注行政效率，其余缉捕盗匪、立法判刑等等工作，逐步转移到了更加“专业”的人手中。
而全套流程的变化，地方上有反弹的声音也基本不大。主要是多方撑腰，除了州刺史、县令或者督府长史之流会不满，其余上至中央下至黎庶，都是支持的。
中央之所以支持，那是准备地方倒逼中央，琢磨着有朝一日等到李董嗝屁，好拿“武汉故事”当证据，分走某些权威的权力，底气也要大一些。
给武汉吹法螺的一系列人物，大多都是大理寺、刑部、御史大夫出身，大小清流都有，也不缺乏酷吏，总之，现实有需要，长期有愿景，更何况武汉还有张德这条江东土狗在那里恣意妄为。
“拘留所”原先的编制，是县衙的“班房”，一干白役、衙役、书办原先是“贱人”，主要收入全靠县令打赏还有压榨“嫌犯”家属。
但“拘留所”成立之后，它依然受汉阳县衙领导，但品级上不低，前大理寺卿专门在武汉诸州县搞了试点，地方版本的“大理寺”就诞生了。这些衙门一把手的品级，就是货真价实的“七品官”。
这个衙门，叫做“掌刑院”，设有院正，品级只比县令低半级，但也是七品。
又因为各县县尉现如今跟“警察卫”互相交叉，“掌刑院”之下增补“警察局”，由各县县令兼领局令，由“掌刑院”和县衙双重领导。
“拘留所”，就是从属于“警察局”，设有“拘留大使”。
相对复杂的编制，让旁地州县会觉得武汉“冗官”应该相当严重，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武汉踩在两百万人口这条线上的时候，官僚团队是不得不扩充的。如果按照旧有体制，汉阳县县令在任上活不过三个月。
铁定过劳死猝死，业务量之大，比长安令洛阳令还要多得多。
实际上这也是武汉地区拆分编制时候，州县主官基本只有怨念却没有怨言的缘故。被分离一部分权力，自然是会有怨念。可要说让州县主官继续一把抓，他们大概是万万不愿意的。
就算养一票幕僚来分理事务，除非是几百年风流的世家子弟，否则根本养不起如此庞大的官僚团队。
而且是各个行业必须都能摆平问题的技术官僚团队。
最简单的，两百万人口，每天发生的治安事件，就足够他们喝一壶了。而地方法律法规的建设，不是靠看了两本《贞观律》就有用的，得有前大理寺卿这样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才能把律令法规建设的井井有条。
朝廷默许武汉这么干的原因，自然也有其本身的压力。
随着全国人口突破三千万，未来十年可能还要增加六百万，还有大量四夷人口的基数，光靠传统的体制，已经不能轻松料理诸多事务，必须要有改变。
而全国革新最快的地方，毫无疑问是武汉。
固然武汉会给人添堵，但既然某条土狗不愿意“问鼎之轻重”，那就闭着眼睛看它浪就是了。
于是乎，武汉多数新成立的衙门，大多数都有前来旁观的中央“新秀”，几乎各个部门都有前来“行走”的“实习生”。好些家伙跟脚深厚，还在国子监吹牛逼呢，家族就运作了他们前来武汉“观摩”，回去之后拿个缺额不成问题。
讲白了，此时来武汉，是一种“镀金”。
中国之外，也只有武汉是最不可思议之地。
这阵子武汉对一干青少年“大动干戈”，让不少京城来的“青年才俊”都有些惶惶然。颇有点“物伤其类”的感觉，毕竟，理论上来说，他们也是“青少年”。
城西“拘留所”像个天井，也像个土楼，中庭有个排水渠，此时是干的，但以前为屠宰场的时候，污水就是从这里排出去。
因此哪怕是干了，排水渠中的岩石板，还是能看到发黑的血渍，大约是当年渗透进去的。
“这是甚么个意思？”
一人小声问着旁边站着的同伴。
望着天井中站得密密麻麻的光头、寸头青少年，从京城来的世家子出神了一会儿，这才回道：“发号服呢。”
“号服？”
“拘留所囚犯都有编号，所以叫号服。”
“还有编号？”
“所里不叫姓名，只喊编号。”
“这倒是好办法。”
“比如所内九队五组二十七号，就只需要喊几个数字，好记的很。”
“此法用在军中，倒也不差。”
“西军用此法都十年了。”
“……”
听到同伴这么一说，站那里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