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了相当成熟体系的武汉官商集团，一旦开始筹建一个相当规模的单位，外界哪怕往里面掺沙子，因为管理体系的特殊性，往往这些沙子别说在内部搞事，自己每天被分配的活计，都能够做到他不想动脑子。
这个时代的人，不管原先是如何的“野性难驯”，一旦误入武汉系的生产活动中去，就身不由己地接受了改造，随后就成为了社会科学实验的一颗螺丝钉。
而这个社会科学实验的名称，绝对不是什么诸如《论纪律对生产的增益》，而是《人类可以服从到什么程度》……
简单粗暴的重复劳动，能把一个社会精英彻底玩成智障，假如工场主的良心彻底喂狗，无视什么X小时工作制或者其它什么工人权利福利之类的玩意儿。
农耕时代的矿工，在特殊的管理手段下，又摄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实际上还具备着“反抗精神”。而且往往矿工团体也不好惹，属于带有浓重江湖帮会性质的团伙。但管理的方式只要变更那么一丢丢，并且再提高那么一丢丢生产效率，然后配合文武双打，整个面目就彻底全非。
如果没有出人意料的“集体意识”觉醒，那么，这种“慢条斯理”的盘剥，可以持续几代人，直到为一无所有之辈强行出头的“集体意识”诞生，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这种盘剥才会减轻，但却不会凭空消失。
只有武汉那些一天睡觉不超过三个时辰，剩余时间基本是在干活的工人才会清楚武汉的工场主是何等的贪婪。但反之，只有武汉的工场主，才知道如何颇有技术又低风险地去剥削那些工场“牲口”。
时值贞观十九年的当口，举凡大户，只要不是深耕田地一百年的那种，都很清楚一个合格劳力能创造的价值，已经不仅仅是每年田间地头的伺候。
洛阳城中，新的“新贵”尽管权力相较曾经的贞观新贵远远不及，但后者如长孙无忌、房谋杜断之流，至少看黔首苍头，还是当人看的。
受封“王下七武海”的“皇商”却是不同，有钱有权的是人，其余的，都是“牲口”。
虽说在老张看来，长孙无忌他们说不定也是这样想的，只是老牌“新贵”要脸，至于武德朝的旧勋更是要脸，于是就看上去可爱了那么一丢丢。
内心虽然在吐槽“都他妈是吃人，装什么大头蒜”，可老张还是得承认，房谋杜断这样的路数，好用的多啊。
至少捧你的学术圈文化圈认账啊，“王下七武海”之流，到底还是不符合主**英们的道德节操，也违反了大唐帝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纲领……
好在学术圈文化圈人士也有一个好，那就是收了钱绝对闭嘴，那末，有些在唐朝内部不那么和谐不那么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事情，在外面偷偷摸摸干的时候，学术界文化界的大佬们，可以装死装瞎装没看见。
否则，朝中只要有那么一丢丢声音，番邦蕃人前来“告御状”，那就不是什么外交事件，毕竟这年头的外交，从来只有一个声音。不是外交事件，但却是敏感事件，并且事涉国朝“威仪”，方向一盘一打就是“社会道德”问题。
一旦议论起来，往前一千年往后一千年，都特么会变成一句话：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一定是体制问题。
所以事情性质一旦被拔高或者带沟里去，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封建社会士大夫的道德观，去配合工业大生产，本就是精神分裂一般的行为。
这时候，“差不多”精神、“还可以”主义、“马马虎虎”准则，就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主宰体制的士大夫们装瞎，挥霍资本的工场主们癫狂，然后就在帝国的阴暗面里狂欢折腾。
至于狂欢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士大夫一不小心走错片场，跑工场主那里喝了两杯；又或者工场主恰好是XX县公之后，XX开国县男，然后顶着个文林郎、登仕郎的头衔，这也是说不清楚的。
总之，在李董这个“千古一帝”做场控哥哥的情况下，整个帝国内部的各种团伙，矛盾再大，也只能在李董“全体都有，向右转！”的口令下，忙不迭地一路向右狂奔。
于是，和帝国内部苍头黔首相比还要更加倒霉的倒霉蛋诞生了……
他们的名字叫做：突厥、契丹、铁勒、扶余、靺鞨、室韦、流求等等等等。
老张回望“二十年”，陡然发现，这些倒霉蛋中只有两个人是特殊的。一个叫阿史那思摩，开了挂一样地全程跪舔李董，于是跟他混的族人，至少不能算常规意义上的倒霉蛋，而且小日子过的还挺滋润；另外一个叫薛不弃，铁勒诸部仅存的硕果，当然了，现在谁要说他是铁勒人，他跟谁急。
除此二人，连瀚海公主阿史德银楚的氏族也彻底完蛋，连根像样一点的苗儿都没有，唯一算得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也就是银楚自己，还跟老张滚了床单，过起了没羞没臊的“多人世界”。
然而张德是心知肚明的，李董这个场控哥哥不会万岁万岁万万岁，连长命百岁都做不到，所以一旦李董嗝屁，失去枷锁的某些牲口，怕不是急不可耐地就要开始四处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