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渐渐地，我的病完全好了，信心和力量又回到我身上，那天晚上我到厂里的澡堂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感到一身的轻松，准备第二天就回到学校里去。
许多日子不见，厂里的篮球场又恢复了昔日的热闹，明亮的灯光中哨声起伏，一帮青年工人正在场上追逐争夺，各自的啦啦队在球场外呐喊助威，一片喧哗吵闹的声音。球场旁边总装厂“主力军”的队部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厂门外一群人站在大字报栏和张贴栏前，议论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
当我端着装满衣服的木盆从厂区公路上下来的时候。骤然间，四周里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只剩下一片“咚咚咚咚”急促而纷乱的脚步声。我下意识地扭头看去，只见从球场另一端灯光照不到的树影里突然窜出一群手执棍棒的人来。他们一部分冲向“主力军”队部，从那里立即就传出来“噼噼啪啪”猛烈的击打声和让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声，另一部分冲向篮球场，没有高声喊叫，也不问青红皂白，只是见人就打，所到之处，人们四散奔逃，棍棒所及，个个皮开肉绽。
仿佛只是一瞬间，刚才还人声鼎沸的篮球场，除了被打倒在地的伤员痛苦的喊叫外，已是一片空寂。那伙人追赶着潮水一样四散奔逃的人群，直奔工厂大门而去，大门外刚刚明白过来的人们这才开始拔腿就跑，几个跑得慢一点的立即被打翻在地。
巨大震撼之下，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却又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候，葛利江的父亲一瘸一拐地从传达室里跑了出来，迎着那帮人就冲了过去，张开手臂想要拦住他们，只见冲在前面的两个人手起棒落，葛利江的父亲身子一晃就倒在了地上了。
我看到葛利江的父亲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几次刚把身子支起来，手臂一软又瘫了下去，我将木盆往地下一丢，赶紧跑下去扶他。他额头上有一条长长的口子，鲜红的血液正从那里汩汩地冒出来，又顺着脸颊淌下来，把白色的汗衫染得一片腥红。我刚扶着他坐了起来，他艰难地伸出手来抹了一把鲜血淋漓的脸，指着那些仍在行凶的歹徒大喊：“抓住他们。”
一个跑在后面的歹徒听到了他的喊声，回过头来跑了几步，再次举起了手中的木棒。虽然背对着工厂大门上明亮的灯光，但那两只眼睛里的凶光仍然剑一样一下子就刺穿了我的心。刹那间，一股热血“腾”地冲上头来，我想站起来去抢夺那根举起来的木棒，无奈葛利江父亲的头枕在我的一只胳膊上，我只能在那根木棒落下来的瞬间侧过身去，用另一只胳膊挡住了那落下来的棒子，说时迟，那时快，耳畔只听得一下沉闷的声响，我的肩膀上就感到闪电般的一击。
前面的人已经跑远了，那个行凶的歹徒撂下我们，追他的同伙去了。
只是几分种时间，那一伙人已经无影无踪了，逃散开去的人们才又陆续聚拢回来，紧接着医务室的值班医生们也提着担架，背着急救箱赶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忙着抢救受伤的人们。
这时，葛利江也赶来了。原来那伙人从黑暗中冲出来的时候，他正随方正的技术革新小组在车间里搞技术攻关，无意间躲过了一劫。和他一起赶到的方正大声喊叫着，指挥着将停在车库里的几辆解放牌大卡车全部开了出来，把在“主力军”队部里被打倒的、翻越围墙时摔伤的、在奔逃中被打断筋骨的十几个重伤员抬上车去。
从流血多少来看，在所有受伤的人中，葛利江的父亲是最重的，几乎浑身是血。那个医生从急救箱里抓出一包消炎粉“哗”地全倒在了他的伤口上。我和葛利江连同几个工人，小心翼翼地把葛利江的父亲放在一个担架上，送上了一辆打开了后厢门的解放牌卡车。
装满伤员的汽车一辆辆地开走了，葛利江也和他父亲一起随车去了。
这一切都那么突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就发生了，又迅速地结束了。厂门口拥挤着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工人和家属。目击者们个个心有余悸，惊恐万状地向大家讲述着刚才所发生的事情，一些人激烈地讨论着应该怎么办。
在扶起葛利江父亲的时候，我衣服上沾染了大片的鲜血，大家看到我身上的血迹，纷纷问我是不是哪里受伤了，我晃了晃胳膊，除了肩膀处针扎般的疼痛外，其它似乎并无大碍，只是一股浓烈的血腥味，让我一阵阵地恶心，不断地有一种想要呕吐的冲动。在大家不断的追问下，我一遍遍地给大家解释这不是我身上的血，义愤填膺地给大家讲述所看到的情况。
正在这时，我父亲挤过来，一把抓住我，把我从人堆里拉出来。我看到母亲也在那里。
“你受伤了吗？”他们一脸的焦急。
“我没事儿，衣服上都是葛伯伯头上流出来的血。”
父亲不放心，把我身上染血的衣服撩起来看了看，又按住我的脖梗使劲转动了一下，我下意识地咧了咧嘴，不由自主“哎哟”地叫了一声。父亲赶紧拉着我，母亲拣起我扔在路边的木盆和散落的衣服，一起走回家去。
回家后，母亲让我把染血的衣服脱了下来，擦干净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