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被推到了车厢的连接处。葛利江对他说：“这是三个人的位置，只能坐三个人，有谁再敢到这里来闹事，自己承担责任。”
在大家都已经回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那个“小白脸”找来了乘警，乘警看了一下，就问：“刚才是什么情况？”
我们说：“刚才没什么事。”
那个“小白脸”用手指着葛利江说：“就是他，他们是保皇派，还打人。”
那个乘警斜了他一眼，掏出一个小本子和半截铅笔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白脸”说：“宋延京，延安的‘延’北京的‘京’，从延安到北京的意思。”一脸的傲慢。
乘警又问葛利江：“你叫什么名字？”
葛利江回答：“葛利江。藤葛的‘葛’，禾刀‘利’，江河的‘江’。”
乘警把小本一合，说：“你们的名字我记下了。我不管你们什么保皇派、保爹派还是其它什么派，我只管维持这儿的秩序，保证行车安全。就这样，从现在起，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准挑事儿，谁挑事儿谁负责。”
葛利江说：“我们有负责的领队。”
乘警说：“这事和领队无关，我就认你们俩，有事拿你们俩是问。”然后就走了。
那个叫宋延京的“小白脸”也就再也没有坐回来，挤到前面的车厢里去了。但大家的好心情已经被破坏了。
杨南雁说：“他们也算北京人吗？欺人太甚，大不了是各地方到北京来念书的，一点儿北京人的味儿都没沾上。”
我说：“没准儿他真是北京人，你没听他讲，从延安到北京，说不定他爹就是个将军什么的，要不然能这么傲气？”
葛利江却一副心情沉重的样子，说：“本来我是向着他们，同情他们的，谁知碰到的竟是这样的一帮人。”
闻梅叹了一口气，说：“也没办法和总部通个电话，不知道他们要去造反，是不是和陈焱讲的重大活动有关？”
这时，列车已严重超员，以后每到一站都有要到各地去串联的红卫兵涌上车来，以至于过道里都挤满了人，人与人挤得就跟在火柴盒里一样，想挪动一下都十分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餐车供应的盒饭也只能停车时从窗口送上来，好在每到一个车站，站台上都有铁道工人免费为列车送茶送水，使大家能够坚持下去。
我们的座位上终于还是坐了四个人，人与人之间就没有距离了，这让我对无意识的状态保持着警惕，很晚了仍不敢睡觉，强打精神坚持着，唯恐一迷糊就挤着了杨南雁。
夜已经很深了，她睡了一觉后醒来，睁开眼睛看了看我，轻轻地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你知道我梦见什么了吗？”
我睡意朦胧地说：“你做了什么梦，我怎么知道？”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梦好吗？”
我一激灵，顿时睡意全无，说：“哪有商量好了一起来做梦的？”
“你想知道我梦见了什么吗？”
我说“想”或者“不想”都没有根据，便模棱两可地“嗯”了一声。
“我梦见我上北京大学了。”
我再次地一激灵，记起了去北京大学参观时见到的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博雅塔下的通幽小径、小土山上的古柏新松、以及那些精致典雅的园林和古色古香的楼宇……。只是她的梦太辉煌了，要把这一切变成我的梦，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力。于是我张口结舌，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她。
“怎么样，可以商量好了一起来做这个梦么？”她仍然半闭着眼睛，仿佛还停留在遥远的梦里，但那口吻却十分认真。
半晌我才说：“你难道不感到这太有点虚无缥缈了吗？”
她不再跟我说话，摸到我的手，翻过来，似乎又要在我手心上写下什么，只是临要下笔了，却突然犹豫起来，踌躇之后，只写下了一竖一点，接着用中指和拇指在我手心狠狠地掐了一下，然后才闭上了眼睛，仿佛很失望又很痛苦的样子，转过头去靠在椅背上，不再理我。
她掐得很狠，那两片指甲都快嵌到我手心里了，引起了我一阵钻心的疼痛。
我感觉出来，她在我手心里写下的是一个“！”号，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她为什么要让我跟她一起来做这个梦呢？又为什么要写下这个感叹号呢？
终于，我还是趴在小桌子上睡着了，因为实在是太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