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和戏班子走了以后，家中的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老爸老妈和大姐每天继续去生产队干活，二哥二姐每天继续去学校读书，我每天继续一个人偷偷的在仓房后的大树下练功，脑袋中继续想象着向往中美妙的世界，想象中我不光神拳无敌，而且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还练会了轻功可以在空中飞翔。大哥带着王芍药和王牡丹来接我了，看到我的功夫大有长进特别高兴，答应可以带我出去行走江湖了，我每天也参与表演，也能博得阵阵如潮的掌声。大哥成了掌门人，开始授徒传艺。王芍药和王牡丹都嫁给了我，我们夫唱妇随，仗剑江湖，扬善除恶，每天清风明月，万丈豪情……
幼儿时记忆中似乎还有这样一个片段，有一群知青在我们村，因为知青住的集体户房子至今仍在。我家西院是二孩儿家，在往西就是知青集体户了。集体户房子有6间，知青走后，东面3间由张二家住，西面3间由当时的队长家住。多少个知青在我们村我一个都不记得，但听老妈说知青中有个女的叫什么娟的总喜欢抱我也愿意逗我玩，说我长得可爱虎头虎脑的长大会有出息。到底长大了什么样算有出息我至今也说不好，但在当时农村人的眼里能好好读书走出农村走出贫瘠的土地可能就算有出息了吧。张二的爸爸一次赶马车去镇里回来的路上马毛了被压死了，尸体拉回来后村里很多人都去看，我也挤到前面去。正碰上他家里有人痛哭的掀开盖在死者头上的布看最后一眼，苍白无血色扭曲状的死人的脸是我平生第一次见，我吓得一下跑开，后来的许多天晚上睡觉常常能梦到那张苍白无血色扭曲状的脸，到现在为止偶尔还能梦到，那也是我至今唯一一次见到过的真正的死人的脸。队长家的孩子小名叫大五，他只比我大一岁，长大后考入了南方的一所交通大学，毕业后在沈阳工作，他是这些年我们村里唯一一个考入全国重点大学的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村里最有出息的。西院二孩儿的爸爸当时在镇里上班，二孩儿只比我小一岁，是我幼儿时的玩伴，但他家搬走后，似乎就很少再有男孩子陪我玩。
儿童时代的爱好还有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听广播里播放的评书连播，记得最初的广播还是带线的那种。那时农村还没有安上电灯，每天晚上六点广播里会准时播放评书连播，大家都爱听的是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和《杨家将》。后来有了那种箱子式的收音机，后面安两节大电池，前面有两个纽，一个是调音量的，一个是调台的，效果比带线的那种好，带线的那种杂音大。我每段评书几本上是听两遍，晚上播放的那一段和第二天中午重播的那一遍，听完之后我就记住了，经常主动的讲给别人听，但前提是没有我家人在场，尤其是我老爸和二哥。那时我喜欢的评书有袁阔成先生的《三国演义》，田连元先生的《水浒传》，单田芳先生的《洪武剑侠图》和《七侠五义》，还有连立如老先生的《薛丁山》。那年月农村娱乐项目很少，收音机是业余消遣和了解新闻动态的主要工具。
大五和我一起去镇里上的小学，上学后学习成绩就一直非常好，但我对于考试或成绩那些似乎都不关心，每天也按时的去上学放学。村里孩子上学放学都三三两两的，只有我一个人孤单的走，没有玩伴，即使有人愿意陪我我也会躲着他们。下课了也是一个人沿着学校的操场慢慢的走一圈或者呆在教室一动不动魂魄不知飘向何方。现在想来，我的行为举止应该有自闭症儿童的征兆，但当时根本没人关心这些，似乎我根本就没有生活在他们的圈子里，我遗失在众人视线中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于他们的世界。
整个小学一年级我似乎很少和同学说话，很少有同学愿意理我，我也很少去理他们。那时我们小学条件很简陋，三个人一张桌，同时坐一条长凳。我的同桌是两个女孩，一个叫杨小红，一个叫刘什么燕的。我坐在中间，她们一边一个，不知道那个姓韩的女班主任怎么想的这样安排男女生同桌。那时班里几乎都是三个人共用一张桌子，并且有个传统就是平均分界划线，每人有自己的区域不准过界。那张课桌已经很旧了，两道用小刀划出的深深的直线是前些届同学留下的，看来划分界限固定位置是同学中早就立下的不成文的规矩了，是必须遵守的潜规则。上课时我坐在中间，一动也不敢动，我害怕碰嚓了她们的身体，尤其那个姓刘的女生老欺负我，我稍一过界就大声说我有时还动手打我，我一点都不敢还嘴更不敢还手。这丫头整整欺负了我一年，到二年级重新分班了我才逃离了魔爪。我讨厌的这个女同桌直到初三我们都在一个学校，那时候她也长高了，很清瘦满脸雀斑，说起话来依然很尖钻刻薄。杨小红那孩子我挺喜欢的，对我也很好，从不欺负我，她还帮过我一起对付刘雀斑。杨小红的父亲是我们那个镇的镇长，家庭条件好，人也很漂亮，穿的衣服也干净时髦好看，最主要的是善良温柔乐于助人。她很愿意和我说话，经常把带来的饼干和糖果给我吃。我家的条件不好，买不起这些吃的，有时候铅笔橡皮本子等学习用具都供应不上，那些仅有的学习用品必须省着用，再短小的铅笔头都不能扔。我那时候刚学写字手特别重，铅笔尖经常折。有一次写字本来就很短的铅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