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发表全国讲话，宣布他将致力于建设一个国富民强的大中国，建立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建立一个廉政高效的政府。他在全国讲话中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强国了，但民还不富。早在公元1793年夏天，英国的第一个访华使团，乘坐着‘狮子号’抵达中国。英国人迫切地期待着看到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黄金和绫罗绸缎遍地的国度，然而，他们最终惊诧地发现，这里不但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甚至很多老百姓没有衣服穿。与百姓贫困相伴相随的是朝廷的奢华和官员的富足：当时负责接待英国代表团的是后来被抄家的大贪官和珅——从他家查抄出来的财产总计折合白银近1亿两；彼时，中国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敏感的英国人终于发现了当时中国财富结构的秘密，原来所谓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一个国富民穷的盛世，一个两极分化的盛世，一个遍地贫困的盛世！当时中国的政府和官员的富足，以及普通百姓的贫困，实际上预示着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历史告诉我们，‘国强民富’不但是一个国家应该追求的基本目标，而且国强和民富也是互为条件的——只有民富，国家才能持续发展，国家才能强大；反之，如果一个政权对内表现得很强硬，敢于压榨人民；对外却很弱小，不能保卫人民的财富免受公开或隐蔽的洗劫，更不能支持人民去全世界拓展财富，这个国家的衰落也是必然的。历史是一面双面镜，一面可以照到遥远的过去，另一面也能隐隐约约照出未来。我们中国要建设一个国强民富的世界强国！“
因为李经述的巨大威望，社会舆论也逐渐平静了，学生的游行示威在当时也不算什么大事，渐渐就过去了。各界知识分子也积极上书，为建设世界强国建言献策。当时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有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出生率大大增加，死亡率大大降低，加上中国人有多子多孙是福的传统观念，二十年时间，人口从四万万人猛增了一亿多人，都快接近六个亿了。这成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要限制中国的人口发展。
那日，教育总长严复去总统府，将一些学者的建议稿交给了李经述，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1766年，一个有兔唇的男孩出生在英格兰的萨里州，他就是马尔萨斯，他的父亲是卢梭的好朋友。马尔萨斯后来考取了剑桥大学，成为那里的院士，并于179年出版了之后影响巨大的名作《人口论》。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忧心忡忡地认为，当投入到土地的劳动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收获的农产品生产效率将递减，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他认为，一来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二来两性间的运动是必然的需求，结果人口必然以几何比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则以算术比例增长，人口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生活资料增加的速度。因此，马尔萨斯建议应该运用理智来加以抑制人口数量，让人们不要生育过多儿女。严复对李经述说：“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人口再继续增加，以后中国的人口会超过十亿，到时候粮食就不够吃了。”
李经述当时正在和司法总长梁启超讨论“新闻法”的修改问题。听了严复的话，李经述回答说：“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吧，技术的进步，会使得粮食产量增加。再说，我们的农业会实现工业化，中华帝国现在的领土这么多，东北、远东都是大粮仓，不要说十亿，养二十亿人绰绰有余。再说粮食这东西，以后会不值钱，土豆、玉米我们都可以大量进口。而且近代历史上，无论当年的日不落帝国，还是后来的美利坚，它们的百年繁荣，无不得益于人口红利。探寻中华帝国繁荣的大国之路，我们的人口实多多益善。”
梁启超这时也说：“严总长，自古我们中国人就鼓励生育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仅1余万，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全国人口翻了一番，达2万人左右。当时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争霸，战争连连，死亡巨大，可人口不减反增，就是当时各诸侯国实行鼓励多生政策的结果。比如越国，吴越之战越国失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生育，增加本国兵力和劳动力。勾践当时实行的奖励政策非常优厚，据《国语·越语》载：‘生丈夫（男孩），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即如果生的是男孩子，奖品是两壶好酒、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奖品是两壶好酒、一头小猪。越国女人生产时只要通知政府，大夫很快便会赶到产妇家里助产接生。如果是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越国推行强制早婚政策。规定‘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严复忧心地说：“此一时彼一时啊，而且一旦发生战争，粮食进口就会成为问题。人口既是负担也是财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口和资源、技术的关系不断变化。一旦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已经因为技术或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发生逆转的时候，人口政策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李经述哈哈大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