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泰西有句话，‘我热爱我的国家，但警惕我的政府！’用英文说，就是公民挑剔政府，批评其不合理的政策，便是爱我们的国家。但你辱骂普通人，并对其造成了实际危害，就会被严惩。我想，这将是中国成为强国的基石。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才会有创新的思想，社会才不是一团死水，才会有新的发明创造，人民才会有更好的生活。我希望我们未来的国家，法律比总统更可靠，民生比政治更符合需求，教育能让人看到希望。”
李经述讲到这里，参议院议长容闳带头鼓掌，国会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李经述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建立法制国家，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些议员回答说：“每一个公民必须守法”。
李经述说：“错，我的理解，是政府必须守法。人民好比林中之鸟，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在森林里繁衍生息，尽情欢歌，为什么要花钱养着猎人，那是为了保护整个森林。但是，什么能保证贪婪的猎人，不把枪口对准他们？只有靠法律。所以，人民在赋予猎人猎枪时，就要有法律，规定猎人的猎枪，只能枪口对外。一个法制国家，它必然要求每个公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来确保政府权力受到约束，确保猎人的枪口，无法对准他们。”
现场掌声又响起来，李经述笑道：“我相信只要政府有形的手，管好市场的秩序，打击那些无良的奸商，打击官商勾结，维护好市场秩序，保障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人民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用开放的心态，拥抱整个世界，不管是泰西的，还是中国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是有用的，只要是好东西，只要是好方法，只要是好思想，只要是好制度，我们都要学习。我们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要制定法律，制定制度来实现这一点，而不是陷入无意义的争论。”
这时，容闳这时站起身问道：“大总统，你的意思是我们的中华文明，应该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式文明，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东西？”
李经述说：“容总长说得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未灭，其实靠的就是包罗万象。只是到了近代，才特别固步自封。我们要恢复中华文明开放的传统。中华文明绝对不只是孔老二一家店。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诸子百家，琴棋书画，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华文明的嬗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接纳新的文明元素，如何消化外来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中西文明彼此相互借鉴，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坚持中国传统的道德天下理念的同时，加强法制建设，重视教育对人的教化作用，一个文明、现代的社会形态就会出现在中国，中华文明也因此可以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
容闳道：“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很多乡坤地主觉得改革对他们不公平。大总统，我们怎样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呢？”
李经述回答说：“对于公平正义，社会上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会认为‘我的人生顺利，世界就是公平正义的，我的人生不顺，那世界就是肮脏的’，那剩下的公平正义，就只有法律了！国家要追求法律的公正，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会有公平正义的社会！虽然法治的进程很慢，但是只有法治，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和正义！另外，我们要搞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是建立在等级制的基础之上，法律让人与人社会地位较为平等，因而借助于权势去损人利己的机会大大减少。人人讲法治的社会，道德必然高尚，人人讲道德而不讲法治的社会，必然是个虚伪的社会，道德也会一塌糊涂！”
容闳点点头，说：“除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保障个人的人权。从前的封建皇帝，看到哪个女孩子漂亮，就可以把她弄到皇宫去。皇帝有特权，老百姓的女儿家就没有人权。中国以前几千年，多数人没有人权。直到中华帝国，人民慢慢的才有了人权的观念。个人的产权和人权，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础，个人产权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个人人权则让人活得有尊严，缺一不可。”
李经述点点头，说：“现在，社会上仇富心理普遍，但是这种心态，是最要不得的，试想一下，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当上富人而仇富，那么对暂时的穷人来说。最好是打倒富人。但是，打倒富人之后呢？难道要等自己变成富人以后再来保护富人？所以，我们的法律。既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也就是要保护所有人的产权。在我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这些学说以法国的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代表。实际上，有了私有制才产生出交换，才有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一旦取消了财产私有制，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别人的，那么正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一样。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