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李经述拜访鲁迅之后，鲁迅对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重新对传统的文化和伦理道德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思考。中华帝国确立工商立国之后，中国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儒家的“三纲五常”被批判，加上现代教育多是西化的教育和技术培训，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艺术的传承链条断裂了。这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中国古代讲究“耕读传家”，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血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传”，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民工日益增大，旧的秩序在崩塌，亟需要新的文化。
鲁迅是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赏识进入当时的教育部任职，当时已经做到教育部佥事，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干部，李经述将鲁迅破格提拔为教育部的副总长，一下子升了三级，专门负责在全国革新思想，扬弃传统文化。
鲁迅升官之后，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开了重重的一炮，他对教育部新编的“历史教科书”很不满，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呐喊》，其中有很多话让当时的社会很震惊：“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京报》的文艺副刊上，鲁迅这时风头正劲，对热心传统文化的学者开炮，而且把中国历史分成“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引起很多保守学者的不满，纷纷到教育部门前请愿，要求革除鲁迅的公职。这事甚至闹到了教育总长严复那里，引起不小的风波。但因鲁迅是李经述总统钦点的教育部门副总长，加之严复认为鲁迅文章的观点，是在强调中国历史上民众没有人权，便没有在意。
鲁迅接着在《京报》的杂文专栏发表了第二篇文章，《谈“西学东渐”的问题》，里面说：
我们习惯于用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思维来理解西方的概念和逻辑，这本无可厚非。但正因如此，有时会造成“驴唇不对马嘴”。特别是用传统的中国哲学去理解西方建立在宗教精神基础上的一些理性理念，往往只学到一些皮毛，形在而神失。
譬如功利主义，我们习惯于批判，认为这等同于我们所讲的急功近利或者唯利是图。这种认识就比较肤浅了，只看到“形”。实际上，功利主义哲学是建立在结果主义的道德推理基础上的，有一整套系统的阐述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其代表人物是边沁，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他明确系统地表达了功利主义道德理论，基本思想是凡是能将效用最大化的事，就是正确的、公正的，最终提出了“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学说。
可见，功利主义是理性的，我们用非理性的思维去理解，只会得到一些浅薄的结论。可惜的是，现在连理性本身，也受到一些传统的非理性主义者的诘屈聱牙，而且理由十分荒诞。比如有些学者反对言论自由。常用的逻辑是：“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或者“你们的言论也是不自由的”。这样的逻辑好比邻居说你家姑娘丑，你反驳说，“没有绝对的丑”或者“你家的姑娘也丑”。
这种情况的出现，跟传统文化中精神通常被工具化有关。我们重视从实践层面考察精神，对精神指导实践则做得不够。这直接导致实用主义的泛滥。这在有些情况下，是很危险的。比如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做后盾，法律就可能成为暴君统治人民的工具。现在，有些学者还抱有这种洋洋自得的心态：“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学者在反思他们的文化，在向我们学习，所以传统文化比现代文明优越”。抱着这种逻辑的人，大概忘了孔夫子的一句话“不耻下问”，而且根本不了解西方学者有反思的传统。打个比喻，西方的学者是在反思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却躲在阴暗里质疑阳光的价值，固步自封，不肯走到阳光下去，这就有点可笑了。
我们很多老学究，抱着传统文化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不放，否定普世价值和文化。按照他们的逻辑，世界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人，一种是中国人，迂腐可笑。人类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就是人性没有泯灭。人性决定了一些道德底线。这些底线。比如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同类的悲悯之心，对诚实善良的信仰……都是一样的。
这个社会已经被贴上太多的标签：道德感崩塌，价值观沦丧，各种丑恶的行径横行……很多人迷失自我，或随波逐流。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