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死了！”
“生活是一个黑暗的格言！”
“人生来是自由的！”
经历过战乱的欧洲，对欧洲文明很是失望，许多在巴黎漂泊的哲学家、诗人们疯狂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曾经欧洲文明的中心——巴黎，数百万的各种人走上街头，要求做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用放荡不羁的身体和污言秽语奇思异想去轰炸虚伪的欧洲文明。
针对在波尔多的法国政府的抵抗，德皇威廉二世曾公开在报纸上说：“法国一切都应该被淹没在火焰和血泊中，必须把男女老幼都杀死，一栋房子、一棵树都不能留下，这是唯一能使退化了的法兰西民族感到畏惧的恐怖手段。运用这种手段，战争不到两个月就会结束，假如我们德国以人道主义为怀，战争会延续好几年。”
德皇的怂恿，加上不时还受到法国激进分子的枪击，而且德国亟需后勤物资补充，德军渐渐抛弃了人道主义，不仅在村庄烧杀抢劫，巴黎被德军占领后，战争使市民的生命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轻视和践踏，巴黎那些放荡而且性感的女人，奢靡的物质，又把人们的精神领域侵蚀为一片废墟，迷惘的人们，特别是年青人，开始怀疑和思索，重新确定生命的意义，用身体和物质来证实个体的存在。
这些现实带来的冲击，使得欧洲中世纪以来形成的人类文明观念摇摇欲坠，很多莫名其妙的新思想，成为欧洲青年人的潮流。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发展？没人关心这些问题。
李经述也在思考着欧洲文明的堕落对中国青年人的影响，找人搜集情报，密切关注欧洲发生的一切。
战后，在灯红酒绿的巴黎，在这个充斥着艺术，天才，诱惑，冒险，灵感和罪恶的地方，每一个条街道和酒馆，回旋着酒和性的交响曲，高级妓女就超过了十万，红灯区到处都是。在这里，每一个才华横溢或穷困潦倒的人，都以各种方式在高高的埃菲尔铁塔周围找到和突现自己。
任何一个肮脏的乞丐，一个才华盖世的艺术家，也因为在巴黎得以彻彻底底地摆脱一切传统的和现代的文明束缚，得以彻彻底底地还原为自然人，甚至原始人，除了理直气壮地满足个人的生理和精神需求，别的都无关紧要，年轻的亨利，就是其中的一位。
亨利当年十九岁，来自法国东部紧挨瑞士的省城贝桑松，那里是被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的大作家维克多·马里·雨果的家乡。雨果在15年死于肺炎，他死后法国举国志哀，超过两百万人参加了他的从凯旋门到先贤祠葬礼游行，他被安葬在聚集法国名人纪念碑的“先贤祠”。
亨利从小就梦想做一个像雨果那样的作家，亨利的一个同学使他迷上了阅读，迷上了法朗士、雨果、爱默生、布拉瓦茨卡娅、柏格森、梅特林克、普鲁斯特、尼采等人的作品。
身无分文的亨利，来到巴黎寻找艺术的灵感，即使战争爆发了，他也没有逃离。因为他没钱，也不想走。他发现。自己甚至眷恋这个傲慢肮脏的大都市。他用最夸张强烈敏感的动作色彩，做梦呓样的青春叛逆独白。他蓄满大胡子，经常在红灯区，像花花公子那样喝得烂醉，满不在乎地把一只手伸到妓女白裙下边去说：“文明？文明是酒精，是战争发动机，是疯人院。自杀，破坏，饥荒……”他经常把自己的诗集，抛给那些窑子里的低级妓女，挑衅道：“瞧瞧吧，这不是一本诗集，而是无休止的亵渎，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类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狠狠踹上一脚！”
德军占领巴黎之后，亨利结交了两名巴黎妓女。一个叫杰曼丝，三十六岁，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婊子，无知无畏，全心全意投身于她的工作，甚至喜欢，在战争之前就干这行当，无论她为自己闯荡出的世界多么卑微狭小，她在深陷其中，如鱼得水，她觉得自己的工作，本身是一件叫人精神振奋的事。
还有一个叫玛丽格格，是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她的哥哥和父母都在战争死亡了，亲人们也逃离了巴黎，她和亨利上床干事时扭扭捏捏，她做这个，只是为了活下去。这让亨利感到很生气，他觉得一个妓女，根本无权像贵妇那样坐在咖啡厅等人去找她！”
这两个女人，亨利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哪一个。玛丽格格有点头脑，有羞耻心，所以她站在文明的底线上脆弱哀伤，徒劳无益地和自己过不去，可是就算她为良心憔悴郁闷而死也仍是妓女，不可能是别的；相反，杰曼丝无知，没有一丝一毫道德概念，她只要在床上真真实实的快乐。她常说，人生在世，还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对于人类的痛苦，上帝无济于事，文明的道德观念，只会使痛苦更加重一层。
年轻的亨利也不知道，人到底该怎样活？亨利有时觉得自己下流，是个无赖狂人，有时又觉得自己比那些拄着文明棍的上流绅士们更高尚，他喜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剖露人生的悲剧实质，张扬泼刺的生命力。
亨利认识杰曼丝，是在一间破餐厅里，端坐桌旁的女士转过头来，她的目光冷漠地扫视过亨利年轻俊俏的脸，很快移向别处。那么短暂的一瞬间，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