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梁启超等人出国考察宪政，容闳是大力支持的，没想到梁启超出了一趟国，转了大半圈地球，回来讲的还是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提倡利用改良主义增加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民族主义的复兴目标，对于他珍视的个人自由和美式民主并不感冒，气得容闳胡子都快翘起来了，没好气地问梁启超他们：“诸君环游世界，就没有一点真正的收获？特别是考察美利坚，就没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
梁启超回答说：“容议长别着急，待我慢慢讲，这次考察还是有很多收获的，特别是反**的制度建设方面。比如泰西各国对人性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英国的大卫·休谟曾提出一个闻名泰西的‘无赖原则’，也就是‘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都是无赖，为了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保证宪政的正常运行，便从恶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制度，反而能创造出优良的政治制度。而我们中国古代都习惯于从善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政治制度，结果却一塌糊涂。我们中国就是这种一塌糊涂的创建者和受害者，传统的儒家学说对于政治的阐释，建立在对‘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追求上，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这种反人性的政治观，导致中国的吏治，几千年来都很**。”
盛宣怀一听梁启超说“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气得身子瑟瑟发抖，站起来说：“梁总长的意思，是要把我们政府的官员都想成贪官污吏？连总统的权力也要限制吗？这不是侮辱我们的人格吗？”
李经述站起身说：“盛总理想多了，梁总长的意思我明白，是基于人性恶论，‘权力导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人性恶论促使人民注意到人的弱点，防范人的弱点，建立防止人性的恶发挥作用的制度。历史现实和理论一再证明，以这种人性恶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往往是有效的。而那些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所谓好人政府，虽然其宗旨高尚而又纯洁，但结果没有一个不是极其**和堕落的。面对人性的本质，我们宁愿承认其恶的一面然后再防范它，而不是掩耳盗铃地躲避它，否认它。在建立政治制度时，我们宁愿先小人后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后小人。这将是我们政府以后改革的总体原则，是我们根治**的灵丹妙药！靠道德是绝对管不住官员**堕落的。我们把官员想象成坏人，用制度让他们不能贪，贪不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在保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