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动时，一个人跳了出来，给他准备的暴动泼了一盆冷水，这个人就是加邦神父。在乌里扬诺夫筹建了“俄国工厂工人大会”大会后，沙俄当局就安排加邦神父混进工会当中，当了工人们的神父，当时俄国很多穷苦的工人，都是东正教的忠实信徒。
加邦生于乌克兰一个富裕的农家，当时的乌克兰还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他年轻时进入神学院，成绩优秀，被东正教教会派到圣彼得堡工人区担任神父，后来到圣彼得堡的工人区当神父。他严格来说，跟那些压榨工人血汗的沙俄贵族不一样，加邦神父经常穿着黑色牧师袍，深入工人和贫民中间，了解他们的疾苦，帮助底层人民解决生活困难，他的语言，也易为工人平民们接受，人民群众对他信任有加。
与布尔什维克人主张流血革命不一样，加邦主张用基督教义拯救一切人的心灵和贪婪，通过合法途径争取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地位，他也经常谴责资本家的不道德行为，因而在彼得堡的工人、平民中拥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威望。这位加邦神父再次站了出来，以宗教界代言人的形象说话了：“大家放心，我们都是伟大的帝国子民，是沙皇陛下的孩子，如果厂里不答应大家涨工资的要求，我们就一起去向沙皇陛下请愿，沙皇陛下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言人，他会听到大家的声音。我们举着教堂旗幡和沙皇画像。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陛下呈递陈述我们这些子民疾苦的请愿书，沙皇一定会出来接见他的子民的，倾听和满足大家的要求！”
当时，工人们对神父和沙皇还是心存敬畏的。听加邦神父说还可以去找沙皇请愿。工人们放弃了暴动的想法。乌里扬诺夫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秘密战线成员这下子着急了，赶忙向工人指明，自由不是用向沙皇请愿的方法能获得的，而要拿起武器去争取，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改变俄国的现实状况。推翻沙皇统治阶层，使贫苦民众挣脱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生活，这才是俄国工人及广大民众的惟一道路，布尔什维克甚至警告工人会在和平请愿时遭到枪击。
但可惜，工人们此时的“觉悟”根本没到革命的层次，不知道这些革命党人在胡说八道什么流血革命，什么民主自由，这些他们都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自己和家人能否又足够的面包吃。很多工人愿意追随加邦神父，期望用这种最平和的手段，得到沙皇的接见，希望沙皇会给自己这些子民们以公道，让工厂主给自己涨工资，他们宁可相信神父，也不相信布尔什维克党的胡说八道！
加邦神父赢得了工人们的支持，眉开眼笑，作为圣彼得堡秘密警察的眼线，他反对暴力革命，一直也想揪出以乌里扬诺夫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们。他认为一直在闹事，在组织罢工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们，是制造帝国不稳定局面的罪魁祸首，应该交给当局送上绞刑架。他将计就计，鼓动工人罢工，让藏身在工人中的组织者们自动跳出来，一场针对地方自由派和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阴谋，在加邦神父和沙俄秘密警察的策划下正式开始。
接下来几天，圣彼得堡的其他工厂也开始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工会组织下，开始参与罢工请愿行动，请愿书也在代表工人们意见的集会上一一展开了讨论，并作了一些修改。贫苦的工人们纷纷走上圣彼得堡的街头，无力阻止罢工请愿游行的圣彼得堡市各工厂的管理层，只好向警察局报警。秘密警察局的官员也朝思暮想抓捕乌里扬诺夫，在和警察局沟通之后，没有阻止干涉加邦神父的行动，由着罢工请愿游行活动的事态继续演变下去，好让布尔什维克自动浮出水面。
布尔什维克党派和地方自由派代表兴奋了，觉得大事可成，他们在集会上四处演说，鼓吹暴动，很快暴露了他们的身份。加邦神父仔细地把各派代表底细记录清楚了，揣入贴身口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走进一座冷冷清清的别墅。这座小楼是沙俄秘密警察的据点，此时灯火通明，白天从各个工厂收集上来的情报，都在晚上集中处理。加邦神父直接走进秘密警察局局长安德烈·索科洛夫办公室，把布尔什维克党派和地方自由派代表名单交给了安德烈·索科洛夫。
安德烈·索科洛夫迅向圣彼得堡警察厅厅长祖巴托夫呈报了实情，祖巴托夫隶属内务府内务大臣管辖，内务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立即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报告了这一请愿游行活动发生的始末缘由。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也就是亚历山大三世，被乌里扬诺夫的哥哥所在的民粹派刺杀，带着恐惧的心情放弃在圣彼得堡优雅豪华的生活，移居到加特奇那行宫，在戒备森严中胆颤心惊地过日子。尼古拉二世痛恨自由派和乌里扬诺夫组建的布尔什维克，便下令由首都卫戍司令部负责配合内务大臣解决游行请愿活动。
尼古拉二世决定，由近卫军担任主要镇压力量，圣彼得堡附近的皇村、捷尔戈夫、普斯科夫等地区的军队也被调集到圣彼得堡，沙俄政府把圣彼得堡地区自由派和组建的布尔什维克党派组织起来的工人请愿队伍划分成八个区，经过充实的近卫军分批预先进入指定区域，磨刀霍霍，等待内务部命令行事。
作出部署后，尼古拉二世几乎咆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