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流亡日本时，就拜会了李经方，抱了他的大腿。李经方觉得康有为还算是一位人才，颇为欣赏。康有为回国，也是李经方的安排。康有为回到京城，感觉一切都变了。本来，李经方已经为在京城安排了一处豪宅居住，康有为说原来曾国藩入京，都住贤良寺，康某人回京，也想住那，李经方便为康有为换了住所，安排住进了贤良寺招待贵客的厢房。
康有为要住的贤良寺，地位可不一般，最早在明朝时是“十王府”，临近紫禁城。满清入关后，成了康熙十三子允祥的怡亲王府。允祥信佛，雍正八年允祥死后，尊其遗愿舍宅改建为寺，允祥死后谥曰“贤”，雍正皇帝钦赐寺名，依其谥号取名“贤良寺”。此寺有山门、碑亭、前殿、正殿、经楼、东西配殿、居士寮房等，康有为就住在西厢的居士寮房中，顿觉自己的身份尊贵起来。
康有为回京时天气骤变冷，北风萧瑟，满地鹅黄色的银杏落叶在寺院的地面翻滚，但因贤良寺是外省朝廷重臣进京朝见的住处，不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炙手可热的人物进京都寄住于此，康有为的心情大好，大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之感。
康有为一回来，李经方就主动登门拜访，求教他有关君主立宪的高见，毕竟他辅佐过光绪皇帝。这些年，李经方都被弟弟李经述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想借助这次帮李鸿章实现君主立宪，借从龙之功扬眉吐气。当然，如果李鸿章当了皇帝，他是名义上的长子，当储君也不是没有希望。所以李经方特别积极筹划此事。
康有为没有直接说君主立宪，而是扯到日本的情况，说小日本虽然可恶，但终究有两点特别值得中国学习，比如，日本对那些能增强民族力量的东西感兴趣，把神道教定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和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每次开国会，天皇都会配着剑，坐在国会最右边的华盖下面旁听，“议员们谁敢不听话，就以天子剑诛杀之！”讲到这情景，康有位还做了一个拔剑刺杀的动作，把天皇的权威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最后一句，其实是康有为杜撰的。李经方也在日本呆了多年，以候补道出任出使日本大臣，使日期间，李经方与日本朝野关系十分密切，知道康有为这是在忽悠人，不过李经方还是没有戳穿康有为的牛皮，谦虚请教：“康先生的意思是？”
康有位哈哈大笑，站起身发表了自己的高见：“中国可以把孔教定位国教，李鸿章总统可以先祭孔，然后再择吉日登基称帝，再制定宪法，国之兴亡。在此一举！”
李经方有点疑虑，道：“现在共和已经写进联邦的宪法，人人知之，此时恢复帝制。天下人能同意乎？”
“中华文化，几千年不绝，大抵天下人还是习惯于皇帝，而不知道总统为何物！”康有为满怀信心地掏出一本厚厚的《日本政治考》，递给李经方：“有劳公子将此书递交令堂总。这是康某在日本期间，遍访日本写下的考察记，句句肺腑真言。针砭时弊。”
康有为的这本书确实下了功夫，文章写得妙笔生花，洋洋洒洒二十万字，李鸿章看了此书，里面既有实例，也有思考。李鸿章觉得这时的康有为，比鼓动光绪皇帝变法时要务实得多了。
李鸿章自己也对君主立宪制度颇为心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英帝国也是君主立宪制，李鸿章觉得这种制度恰好既民主又集权，很好地克服了共和制的种种弊端，不过康有为毕竟变法失败，害得光绪皇帝成了阶下之囚，李鸿章对康有为的能力还是有怀疑的，于是邀请自己多年老朋友，《华报》的主笔、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来到北京给自己当顾问，详细询问“君主立宪”制度。
李提摩太给李鸿章详细介绍了什么是君主立宪：“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宪制，起源于英国，在保留君主的前提下，通过议会的立宪和立法，树立人民主权，通过君主的权威，来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样人民就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生活，保障社会秩序和稳定，一切都以法律为准绳。”
李鸿章问李提摩太：“现在泰西列强，有哪些国家是君主立宪？”
李提摩太说：“现在泰西所有剩余的君主，都是立宪的君主，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西班牙等国，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
李鸿章说：“李先生觉得，中国采用君主立宪制度如何？”
李提摩太说：“日本承的是汉唐文化，君主立宪在日本可以生根，我个人觉得在中国也能成功。”
听李提摩太这么一说，李鸿章坚定了把中国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决心，他让李经方试探了一下淮军高级将领的态度，像刘铭传、丁汝昌等跟随他多年的大将，他们都巴不得李鸿章当皇帝，给他们封妻荫子，他们都支持李鸿章实行君主立宪，刘铭传更是拍着胸脯道：“我当初就劝老爷子称帝，谁要是敢反对，我刘六麻子负责剿灭他！”
李鸿章还电报给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说明君主立宪的重点是“立宪”，而不是“君主”，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