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黄皮
四、醉话一箩筐
李轼不晓得黄皮的脑壳里在转啥子念头。看着他又开始慢慢喝酒,想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流传着一句话:政治斗争无诚可言。说是中央文革小组某个人讲的。那时的学生们就觉得这话透出另一种恐怖。他就问:
“黄哥听说过这话吗?也不晓得是真是假?”
“听说过。真假不重要,倒是说明政治太凶险,所以说还是离政治远点好。路线斗争之类的事,上头的人自己都闹不明白的,你说我们下头的人能闹明白吗?一些造反派的头头,自己觉得了不起,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其实你一个平头百姓,甚至是一些大老粗,啥资本都没有,也跟着瞎起劲。你说最终能混出个啥名堂?都是在替别人当枪使。”黄皮说完,用筷子比划着,好像那就是一把枪一样。
“这就是你不愿意继续呆在红旗派的原因?”
“原因之一吧。我挺佩服你们一些学生的逍遥态度。原来我还一直以为你们这些学生娃娃,屁都不懂,无非就是跟着上头乱吆喝。后来才晓得,你们这些置身事外的学生,有时看问题不比我们差。”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黄哥,我听说黄哥主要是不愿意参加武斗才不干了的?也有人说你是在派别组织内部的争权夺利中败阵而退出的?是这样吗?”
黄皮点点头,没说话,又仰头把杯底那点酒喝了,又夹了一筷子凉菜送进嘴里,才慢悠悠地说:
“确实是各种原因都有。刚从部队上转业到地方,地方上那套东西我真耍不转。正好赶上四清运动,跟单位上的一把手顶起来了,就下来了。这里面名堂太多,一句两句说不清,也不跟你细说。加上我原来的老婆在搅烂事,事情就走到这一步。“文革”一起来,又参加群众组织,心头是有一些想法,想回到原来的单位去。后来一看派系组织还是那些官场上的事,咱不是那块料,不去蹚那潭浑水。正好武斗开始动枪动炮了,我坚决退出。你想我是当过兵的,让你带着人去打,一旦卷进去,就身不由己了,也约束不住其他人。欠了命债,早晚都要还的。我不干那种傻事,还是吃口踏实的饭,安心点。”
李轼心里想黄皮说得对,欠了命债,早晚都要还的。他晓得学校一派组织打死了一个外校的学生。当晚那些打人的人都在乱打,第二天早晨发现那个学生死了。当时谁都不太在意,后来有关的人都受到追查。
黄皮心里还有一些想法,部队上的兵好带,纪律严明,而一帮民兵根本驾驭不了,一帮乌合之众。再说对外作战,那是保家卫国,打死了是理所当然的烈士。现在的武斗群众打群众算啥事,眼下说得好听,死了算是烈士,算是英雄。以后怎样,谁能料定。再说,到今后算账时,往往是上层的人没事,下头的人脱不了爪爪。在老百姓看来,上面的人是发布命令的,应该罪恶大,下面的人只是执行命令的,应该罪行小。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多年的仗,解放后国民党下面的小喽罗被当凶手当反革命镇压了,官大一点的有资格当战犯的后来反而特赦了。这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国家的政策,考虑的层面不一样,不像老百姓所想的那样简单。
后来的事,证明黄皮判断对了。江州城武斗死了不少人,听说戎州地区革委会某领导还动用了军队。整个四川武斗更惨烈,死了更多的人,引起中央高层震怒。1969年在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上,放映了《突破口上红旗飘》,是记录江州武斗的。片子原本是为了记录某些人“功勋”的,结果成了砸在某些人头上的“石头”。压力之下,那位地区革委会某领导就在会议期间自杀了。而四川省革委会的两位副主任刘某某和张某某,也因为成了四川武斗的罪魁祸首而靠边站,最后是锒铛入狱。就是这几位人物,原来都在戎州地区工作,在“文革”之前,就因为犯了错误,被撤职。“文革”开始后,他们又咸鱼翻身。1967年中央又给他们平反,说他们是遭到了四川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某某的迫害。他们成了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通通升了官。不过三年光景,这几位风云人物又通通下台,陷入牢狱。过山车似的起伏,让世人看得眼花缭乱,啼笑皆非。
后来黄皮一些昔日的“战友”被抓被判被关,黄皮则幸免于外。相识的人都说他明智。黄皮却说,成立地区革委会时,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进了班子,不是还有人说我傻吗?意思是说我要是还在红旗派的话,肯定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他们忘了其中的凶险,权力斗争不是你我小民百姓陪得起的,远离一点好。
黄皮虽说得简单,李轼却感到他判断能力很强。毕竟是有阅历的人,在部队混过,在机关也混过,在武斗之前就选择了躲开,足见其清醒。而那时很多人已经很疯狂,很亢奋,近乎失去理智,满大街都是一些全副武装的人。一次红旗派武斗人员为了纪念死去的战友,冲天乱鸣枪,不料子弹打在金沙江铁道引桥预制梁上,折射回来,把一个路人打死了。这是发生在家门口的事。
还有一件事让李轼心酸。同院的闫大哥,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武斗那天他们一家都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