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船夫
三、命不值钱
一次，李轼他们游完泳上船，有的坐在船板上，有的躺在船板上，船随着江涛晃悠着，很是舒服。他们一边晒太阳一边摆龙门阵。
李轼问陈老大，上次那淹死的人咋办，哪个赔偿他家里？陈老大跟老黄牛坐在船尾抽叶子烟，听到李轼问他，陈老大停止了抽烟，呸了一声，像是反问一样：
“赔？哪个赔他****的！没人让他来！****的是他自愿来的。要是我这条老命死球了，照样没人赔！”话说完，又像是自言自语：“那是他****的命，命不值钱。你晓得不？那是我亲侄儿哇！”
“命不值钱？这……”李轼坐起来，觉得陈老大的话说得太轻飘。他心想好歹是一条人命啊！年纪轻轻的，说没就没了。
陈老大看出李轼吃惊的神情，苦瓜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地说：
“三年困难时期，****的我们队上饿死了好多人哇。我那婆娘就饿死啰，原来我那婆娘瘦筋筋的，死的时候一身浮肿，人肿得来脱形了。我兄弟家的人都死了，就剩下我这个侄儿没有被饿死，捡了一条小命，算是跟我兄弟家留了一条根哇。****的，哪想到上次又被淹死，断了他家的香火，这就是他****的命，也是我兄弟一家人的命哇。这算啥！那几年死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没人来过问。你说****的命是值钱还是不值钱哇？”
陈老大口中的“三年困难时期”一语，官方和民间都这样说，是新中国的特定用语，专指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那三年。那三年中国大陆粮食奇缺，不少人因此而饿死。听陈老大这一说，李轼方体会出他的话并不只是轻飘和麻木，还有背后更多的悲凉和无奈，不由地说了一句：
“那几年到处都惨，全国很多地方都差不多，吃不饱饭。不单是你们农村，我们城头人也在饿肚皮。”
陈老大抽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不管咋个说，还是你们城头人命好哇，再恼火也还有一些粮食供应哇。”
一旁躺着的宗陵听陈老大说到这里，立刻插话说：“可不是哇，他们哪里晓得挨饿的滋味哇。乡下人命苦，我们乡下人啥都没有哇，那时我们队上地里种的红苕，红苕还没长成时，红苕藤、红苕叶早就被吃个精光。跟老子出工时饿得来扛不动锄头，干脆就没人去出工。后来我报名参军时，差点不要我，说我体重不够哇，那时我瘦得像麻杆一样。”
王有才一听宗陵说城头人不晓得挨饿的滋味，就火冒三丈。他本来坐在船板上抽烟，把烟屁股往江里一丢，开口就嚷：
“宗陵，你说个****！都怪你们自己乱球整。早几年放啥****卫星，说啥子亩产几千斤一万斤的。大米多得来吃不完，人连苞谷都不吃了，全拿来喂猪。上头那帮当官的还打肿脸充胖子，把粮食调出去支援外省。没过几年功夫，又怪天老爷不好，说没得收成了。城里办食堂，老子天天都在挨饿！”王有才吼完宗陵，又冲陈老大吼，“陈老大，你跟老子种了一辈子田，还搞球不清楚一亩田能打多少谷子？害了你们自己不要紧，把我们城头人也连累了。”
陈老大是一个老江河，算得上是阅尽千帆的人物，但他对王有才是很佩服的，因为王有才18岁时和人放木筏横贯长江。他常说，王老弟厉害哇。我一辈子走船，往上走到新四镇，往下走到万州，还没有出过省。放木筏比走船凶险多了，你王老弟是个人物哇。但今天陈老大听王有才这一说，很不高兴，跟着分辩了一句：
“王老弟，你这可冤枉我们乡下人了。我们和泥巴打了一辈子交道，还能不晓得一亩地打多少谷子哇？撑死了能打四五百斤就不错了。那些卫星指标都是上头当官的一层一层压下来，让放的。跟放屁一样，没哪个农民会信的。人都有私心哇，当官儿的私心更重，有想往上爬的，有想露脸的，我们农民有啥办法嘛。”
“老王，这还真怪不着农民，我下乡那个队的人也说过，牛皮都是那帮干部吹的。******那些年，城里不是一样的吹牛吗？你还记得我们读书的小学吗？还组织学生敲锣打鼓地去送大红喜报，说是炼出钢来了。其实哪里是钢嘛，跟老子就是一堆烂铁巴。你说一个小学都能炼钢了，那牛皮还小吗？”杨建国说。他下乡后，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更有体会，晓得乡下的干部也是跟着上头乱整。
“陈老大说得对，城头人有粮食供应，有政府发粮票，就算饿肚皮也不至于饿死人哇。乡下人啥都没有哇，我老爹就差点饿死了，幸好我那未婚老丈人是生产队长，时不时周济我们一下，才算熬出来了。”宗陵对王有才的话更是不满意，很支持陈老大。
“宗陵，说你球经不懂，你还偏要充正神！那时有啥球粮票，那叫搭伙单，只能在食堂里用。家里不要说见不到一颗米，连做饭的锅碗瓢盆，吃饭的桌椅板凳都让送食堂了。你还说粮票，一说粮票老子就更来气。我家攒了20斤省粮票，我家人多，是我妈省吃俭用，好多年才存下来的。自己都舍不得吃，说是留着逢年过节家里来亲戚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