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孟队员
果然，第二天童队长又早早来了。
童队长又把身子往那把藤椅上一靠，坐舒服后，就跟李轼摆起龙门阵。
李轼其实还是很同情童队长的。童队长原来就是农民，后来家附近有了煤矿，他到煤矿挖煤，干了十来年，调到一个国营大煤矿，转成正式职工，老婆儿女户口还在农村。大的儿子是初一学生，这次也下乡，算是回乡知青。童队长对李轼说：
“我也舍不得让娃儿回去，他比你还小两三岁，才16岁哇，原来以为读书后能在城里找一个工作，跟老子这下子又缩回去了。但这是**的号召，我们必须执行的嗦。这个没二话好说。”
看着童队长不苟言笑的脸，李轼心里说：这种号召有啥道理？哪个愿意去就让哪个去吧，干啥要强迫不愿意去的人也去。我自己为啥就不能作选择？但这层意思跟童队长是说不清楚的，在童队长的心中，领袖的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他在心里觉得童队长这类人很可怜，脑壳长在别人的肩膀上，居然相信在一个国家里就只有一个人说的对。话说回来，童队长也许就是职责所在罢了，也许心里另有想法，不跟自己说罢了。这样一想，他不愿意跟童队长说下去，心想你爱说啥就说啥吧。
“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了完成任务哇，跟老子我是为你好。说句心里头的话，你去不去跟我个人有啥子球关系？你去了，我回矿上挖煤，你不去，我回矿上照样挖煤嗦。”
接下来一周，童队长几乎天天来找李轼，一坐就是半天，把那些道理翻来覆去地讲。走时留下一地的烟屁股。李轼由着他说，不得已时就简单回答一句。
有一次童队长还带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队员，他介绍说姓孟。孟队员一身工装，很朴实，唯独脚上的一双三接头皮鞋锃亮，与童队长那翻毛皮鞋相比，透出时尚。
童队长仍然往藤椅上坐，那是在靠门的位置，透气些。孟队员坐在靠书桌的凳子上，那锃亮的皮鞋尖就不停地在点着，像在为一支进行曲打拍子。孟队员也是一根“烟枪”，他和童队长喷出的烟雾有时轮番在室内盘旋，有时一起在室内缭绕，引得李轼很馋，也只好忍住。
李轼看见童队长悠闲地把帽子取下来，放在椅子侧面，看着年轻队员。他明白孟队员要充当主力了。
果然，孟队员记忆很好，张口就给李轼背了一段最高指示：
“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童队长在藤椅上晃晃身子说：“小李，你看**说得多好嗦，一切可以去的知识分子都要去。我跟你说，农村宽得很哇，跟老子再去多少人都装得下。”
“童队长，你太抬举我了，我就一个初中生，离
知识分子还远得很。起码是中专生、大学生才算得上知识分子嘛。啥时候把我们升格成知识分子了？”李轼心里真觉得好笑，就说，“这都是**很早前说过的话，是农村搞合作化时候，是鼓励他们到农村去担任会计、技术员这些工作。”
“小李，**说的话，哪个时候都管用！”童队长晓得李轼在绕弯弯，直截了当地说，“跟老子下乡干啥有啥关系，只要下乡就要得。”
不等李轼回答，孟队员把烟屁股往地上一丢，脚尖停止了打拍子，一字一句地说：
“李轼，你说你不算知识分子，那就算是这样吧。我问你，你算青年吗？”
“这话啥意思，有啥算不算的，我就是青年嘛。”
“好！既然你也承认自己是青年，那你就看**是如何对青年说的。”
李轼一听就明白了，对方把自己绕进去了。从《**语录》发行于世后，他们这些学生基本上把******的语录背得滚瓜烂熟，毛选四卷本也整得同样烂熟，都是为了在辩论时作为“矛”或“盾”的。所以当年轻队员一说到这里，他已经猜到对方要背诵那一段了。他心想跟老子够阴的，果然，那年轻队员很麻利地背了一段语录：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这段话，李轼太熟悉了，可以说那时的学生都很熟悉，常挂在嘴边的。如今这话也套在自己头上来了，只是他现在对这话已经有自己的理解了，这种在特定时期说的话，不能永远行之有效。退一步，就算它有效，也只是一个标准，不是唯一标准。再者，跟工农结合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并非一定要背着铺盖卷下乡去。当然这些念头，不能跟对面的童队长和年轻队员说，一说就是大麻烦。
孟队员一背完，立即就盯着李轼问：“**的话不用我跟你解释了吧，你作为一个青年，是不是该立即下乡去。”
对方问话语气平缓，内容咄咄逼人。问话是在意料中的，李轼并不在意，心想，你不就是运气好点嘛，早几年没考上高中，又当了工人嘛，你神气啥。要不然，你也是知青，也该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