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墨面没蒿莱，
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首诗是1904年正在英华大学医学系学习的周数人的诗。当然了，在本时空鲁迅先生是会拿着笔斗争，还是挥着枪斗争，这都已经变成还没法确定的事情了。
1904年11月，王润民在英华大学的校园里溜达着，他一方面在担忧英华大学在外参加第二次工农业再教育的学生们，一方面在考虑着怎么为北洋军建设一座钢铁厂和一座兵工厂的事情。他已经答应了袁世凯，为他提供平价的钢铁和军火。
袁世凯为他提供了诸多便利，快要到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在2014年，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21世纪中国钢铁行业小高炉定义为450m?级别，年产量再6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中国，钢铁产量最小的钢铁企业，那些乡镇级别的钢铁厂，年产也要超过六十万吨。
因为王润民需要采购的设备技术落后，他不能在现有的行业里采购设备，必须和厂家定制要现生产才行。王润民已经在现代联系了厂家，生产了一整套八十年代水平，年产生铁五十万吨，钢产量三十万吨左右的钢铁生产设备。
王润民根据资料已经知道，1910年日本钢产量不过16万吨左右。如果在1905年左右完成这个钢铁厂的建设，中国的钢铁生产就可以完败日本。
要知道，即使在1990年左右，中国华北地区的钢铁产量，随便一个中等的钢铁企业，年产都是百万吨级的。即使他准备建立的钢铁厂应用的是八十年代的技术，在清末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何况他已经在他成立的英华工业技术学院，培养了三千多人相关上下游行业需要的骨干技术人员。
钢铁企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企业，它包括勘探、采矿、运输、冶炼等诸多方面的技术人员。好在经过两年多的填鸭式教育和电影讲解，学生们也在学校附属工厂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只要设备和人员到位，采矿企业、钢铁企业和兵工厂的建设工作就可以立即进行开展。
王润民正想着一些工厂管理问题。在王润民看来，在清末中国这个环境下，最能够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就是解放初期建立的那些国有企业的经营模式。对于国企模式，王润民再了解不过了，他本人就是在国有企业的环境下长大的。
在清末中国，国有企业以企业办社会的模式，可以有效的解决工人的后顾之忧，保证他们对企业的忠诚。更重要的是，这种国企模式是一种封闭式的运作模式，每个企业都可以看成是独立的社会系统。运作这种国企，不仅仅可以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培养相应的人才，更可以最大程度的让参与运作企业的管理人员得到锻炼，可以他们成为未来工业化中国的各级管理者。
在现代智囊团的帮助下，和钢铁厂配套的煤焦厂、采矿厂、运输公司的人员配备和管理制度已经全部准备完毕了。王润民需要做的就是，等到完成了第二次工农业再教育的学生们回来之后，根据他们的调查情况，完善相应的组织结构，决定各个企业的人事问题。
正溜达着的王润民突然接到通知，有个叫阳度的人前来拜访王润民。
在原来的历史上，阳度此时正在日本。他与在日本的保皇派人物，康为、梁超，以及革命党头头孙大炮等人打得火热，可谓是左右逢源。他在政治上的投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王润民知道，这个时期的阳度是个立宪派人物。这一时期，中国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排满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阳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不过他在经营人际关系上表现出天才的才能，与保皇派、排满革命派都能相交甚欢。蔡额在留日期间“与阳度最善”，休假日必到阳度家吃饭。
1903年秋，阳度与梁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超《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超《新民丛报》，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句。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1904年，他在东京和孙大炮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他不赞成孙大炮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形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大炮力邀阳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在王润民眼中，阳度没什么其他方面的才能，但是在人际关系的经营上，在对政治人物的投机上，自己就是多长两条腿也追不上他。他也很好奇阳度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关注，毕竟自己在清末的表现，更多的像个学术人物而不是政治人物。
就这样，190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王润民和阳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