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大年。作为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开端，注定是要被历史铭记的。
1901年九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
在原本的历史上，1902年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史称壬寅学制。
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
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二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和清末新政的其他方面一样，清末教育近代化的尝试也最终失败。
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在清朝末年，清政府对国家控制力全面衰退。落后的封建政权，不具备工业化国家对社会的数据化统计能力。清政府对整个中国的现状，缺乏理性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创办新式学校，所需要的人才和物资总量并不了解。
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创办新式学堂的顽固抵制。
王润民认为，清政府在没有精确统计的情况下，胡乱指挥。在没有细致调查实践的情况下，妄图闭门造车，是十分愚蠢和可笑的。
王润民通过粗略计算，在清朝现在的十八个行省、五个将军辖区，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内蒙古六盟三十一个行政区域里。如果，在每个行政区只建立一所初级中学，每所初级中学仅五百人，就需要各科教师34人。以此推断，全国范围内，就需要1054名受过具备各学科专业知识的教师。
实际上，清末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都没有几个系统了解近代科学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只会诵四书五经，连氧气是什么都不知道。
不少外国人认为，清末的教学观和古人的相比并未有多大的变化。在私塾或学堂中亲眼观看过教学情景的外国人莫不瞠目结舌。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学生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是以书本上的前后顺序重述所有的文字；二是尽量以最快的速度背诵下来。然而，意义和表达则完全被忽视了，因为中国的学生没有在心中理解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背诵。”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除我们完全认可那些伦理道德说教的存在价值之外，然后再以最乐观的态度来评价这一体系的话，我们只能说它不过完成了以下使命而已：教授阅读和写作，培养锻炼并强化记忆力。可以说，通过这一体制培养造就的中国学生都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决非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族所能比拟。”
一些敏锐且观察力强的外国人甚至意识到：中国读书人思维观上的弱点，是中国吸收外来知识和文化的阻力，也是造成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因此，有人说：“……这一阶层（知识分子）实际形成了作茧自缚、深闭固拒的特性，因而也就成了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但是幸运的是，在本时空，因为王润民的横空出世，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开端，有了很大不同。
1902年八月，张之洞上呈清政府《新式学校建设章程》。全面反对1902年初朝廷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
张之洞完全摘抄了王润民制定的学校制度。他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的新式学堂中，使用王润民出版的教科书。并且在奏章中明确的提出，“兴办新式学堂必须按部就班，必须先创立一批师范学堂”的观点。他提出，应该使用王润民的师范学堂教材，先培养出一批真正的新式教师。然后，再利用这批教师，从小学开始逐级创办各级学堂。
张之洞的奏章，得到不喜欢麻烦，同时也是比较务实的慈禧太后的肯定。
奏章明发天下后，各省督抚大员纷纷跟风而动。他们在上海采买相关教材，在自己的省份冻结其他各级学堂的办理，首先建立起师范学堂。
要知道，只建立一所学校所需要的开销，比全面开花的建立各级学校，要省钱的多。既然如此，各省督抚大员当然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