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迁是来了快四年的犯人，三十出头，在中队算不上老，但对中队的情况知道得很多。我所知道的那点情况，全是从时迁那里来的。时迁原名雷红武，因为长的精瘦，个子又小，惯常撬门扭锁，上房揭瓦，老犯人就送他个时迁的外号。时间一长，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就连干部，也开口闭口时迁的喊着。他好象对这个外号很满意，更让他得意的是，有几次干部的钥匙弄丢了，都是喊他去开的门，年轻的陈干部甚至想向他学开锁的技术。也为这，猪三不得不对他高看一眼，所以，尽管他也很少接见，不能孝敬猪三，但猪三也没拿他怎么样。
时迁与我床铺挨着，工种都是码台。码台就是把刚做出来的湿砖坯码到坯场，是中队最苦最累的活，多半是没有任何人关照的犯人和新犯人干的。就这工种，你看着老犯人干起来轻松自如，轮到自己去干，才知道什么叫看花容易做花难。一车湿坯，连同车子和重量，不会少于四百斤，但车子只有两个轮子，而坯场的巷道又坑凹不平，新手掌握不了技巧，不是推不动，就是掌握不了平衡，把车给弄翻了。而生产正常时，码一车湿坯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分钟。你这一车没码完，下一车又来了，人家等着要空车，你就一天到晚只有挨打的份了。听时迁说，很少有新犯人不为这挨打的，老犯人都说，不打学不会手艺。其实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批又一批老犯人把自己对前面老犯人的不满发泄到新犯人身上的借口罢了。刚来时，时迁没少挨过打，为这，在我头一次挨打后，时迁就不时的帮我码一点，并手把手的教我怎样利用惯性用力推，怎样掌握平衡，怎样节约体力。我很感激时迁，这是我几年来碰到的第一个关心自己，帮助自己的人。干活的间隙，我们不时说些话，问些各自的情况。原来时迁也是苦命人，文革时，父亲被批斗，母亲被逼与父亲划清界限而离婚。他跟母亲生活，而母亲再婚后，继父对他动不动就打。为这，他小学毕业后，就随着席卷全国的红卫兵串连人潮四处晃荡。红卫兵停止大串连后，他的生活也没了着落，就随着几个在路上结识的人一起，今天扒火车，明天翻窗户，逐渐学会了这一套让他坐牢的手艺。和我不同，时迁没有什么亲情的感觉，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父亲也没怎么管他，而是自己一个劲地忙自己的工作，母亲尽管一直疼他，但在继父的拳脚下，母亲也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对他们，时迁说不上有多深的感觉，他反倒留恋与他的一帮师兄弟在一起扒火车的感觉，以及得手后到餐馆痛快地吃喝的感觉。“那才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称分金银啊，啧啧。”每回说到这里，时迁的眼里就放出灿烂的光来。我问过他为什么关心自己，时迁说他也说不清，只是感觉我与其他犯人不同。经过半年的接触，时迁说他终于发现，原来是我身上没有其他犯人的那种匪气和流气，另外，他感觉，我的眼里有事，将来是个干事的人。
我对时迁的印象，也说不清对不对，反正我没法让自己在监狱里安下心来。这地方，人和人之间好象全部蒙上了一层伪装色，大家互相提防着，互相算计着。作为新犯人，不仅要处理好与大组长，小组长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与所有犯人的关系，不管哪个环节出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至于与干部的关系，更不用说了。表面上看，干部是中队的主人，犯人都是奴隶，其实时间一长，就发现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干部里，队长指导员才是真正的主人，其他干部充其量也只算得上小主人。小主人说话，队长指导员一不高兴，就给废了。问题就出在这里，对干部之间的这点决窍，大组长和猪三早已摸的门儿清。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办法，在哪个干部面前说点什么，做点什么，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他们自己说话，什么时候让哪个干部替他们自己说话。更绝的是，时迁悄悄告诉他，就连队长指导员都得听大组长和猪三他们的，有一回，因为大组长一句话，队长和指导员差点动起手来，还是猪三给劝开的，啧啧。
时迁为知道这些内幕而自豪，我却听得头脑发胀。妈的，都说监狱是个小社会，原来比小社会还复杂。我从小的理想是当警察，现在却成了警察的管教对象；我一心想凭劳动养家糊口，供弟妹上学，现在却沦为犯人；我一直想堂堂正正做个人，现在却不得不象他们一样，成天提防着人家，算计着人家。这日子怎么能过下去呢？现在，娘又病重，我得回去看娘一眼。为这，我找过指导员，指导员一口就回绝了，他说：“你是新犯人，又是重刑犯，外地的，莫说你妈病重了，就是现在走了，也不能回去的。”我还是哀求了半天，指导员又说：“都是现在知道行孝了，先前做什么去了？现在坐牢了，你也是身不由己，还是赶紧给你妈写封信问候一下吧。真的行孝，就要努力改造，早点减刑，早点回家供养你母亲才是正经。”妈都快不行了，说这些话不是废话吗？为了掩饰自己的想法，我装作听进指导员的话似的，连声点头，当天就写了信交给指导员。我怕指导员怀疑自己想逃跑而盯死了自己。事实上，从那天开始，我就对自己说，赵一甲啊赵一甲，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回家，他们不让你走正门，你就走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