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安禄山还没有时间考虑这些，因为他深知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注定坎坷异常。
唐朝前期，即使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那样功勋卓著的胡人将领依旧受到汉族重臣的节制。
从武则天时期开始，政绩突出的节度使往往会升任宰相，称为“出将入相”。张嘉贞、张说、萧蒿、杜暹等人都是通过节度使这个跳板当上宰相的。
尽管如此，能够有机会出任宰相的节度使大都是具有中央工作经验的空降干部。真正从基层提拔起来的节度使出任宰相的机会微乎其微。
“出将入相”激励着许许多多的中央官员前往条件艰苦的帝国边疆地区工作。这有效地解决了边疆地区人才相对匮乏的局面。这些具有边疆工作经验的官员回京任职后在政策制定和政务决策时会更加符合边疆的实际情况。官员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合理流动使得帝国更好地应对边疆日趋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
任何一项政策都是一柄利害相间的双刃剑。“出将入相”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负面效应。
许多朝廷空降的节度使原本是文官，既不懂边疆军事斗争形势，又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外行指挥外行”肯定会影响部队的战斗能力。很多中央官员到边疆任职不过是为了“镀镀金”，根本无心在边疆建功立业。
由于重要官职都被朝廷“空降”的官员把持着，广大中下级军官尤其是出身卑微的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被严重堵塞了！
一个人提出的一个建议却使得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变得豁然开朗。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深知权力来之不易的李林甫觉得“出将入相”制度严重威胁着自己的政治地位。
没准哪一天某个才华卓著的节度使会得到李隆基的赏识而成为宰相。进而取代他的位置。
为了将潜在威胁消弭于无形，李林甫向李隆基建议大胆提拔胡人将领取代汉人将领。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游牧民族出身的胡人将领更加骁勇善战。二是胡人将领大都出身卑微便于朝廷控制。
李林甫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这些胡人将领出任宰相的几率微乎其微。一方面是因为汉族君主对于胡人本能的鄙视和排斥，另一方面因为胡人将领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不具备执政能力。
李林甫提出的这个政策得到李隆基的首肯。曾经盛行一时的“出将入相”一度在天宝年间突然销声匿迹了。
由于中央空降干部数量大幅萎缩，一大批胡人将领得以脱颖而出，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期。
以至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在帝国十大军区中，六个军区都由胡人将领担任司令员，而且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都隶属于这六大军区。
正当安禄山憧憬着自己的美好未来时，他的恩人和老领导张守珪却突然出事了！
张守珪对于稳定东北边陲的局势曾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帝国在与契丹和奚族的军事斗争中逐渐由守势变为攻势。可是接踵而至的军事胜利使得张守珪手下的那些将领们变得日益骄狂。
很多将领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整天想着如何从战争中捞取政治收益。战争不再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反而沦为将领们加官进爵的砝码。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张守珪在捺禄山大败契丹余部。一旦胜利情绪在唐军中弥漫开来的时候，很多人将注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张守珪手下的偏将白真陀罗假传张守珪的命令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率领手下精锐骑兵渡过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袭击奚族部落。
头脑清醒的乌知义觉得师出无名，所以借故推辞了。
白真陀罗仍旧不死心，又假借皇帝诏命胁迫乌知义出兵。节度使的军令可以推辞。可是皇帝的诏命却难以违抗。
乌知义迫不得已发动进攻。奚族因为没有准备而轻而易举地被乌知义击败，但彪悍的奚族将士很快便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转败为胜。
战后，张守珪故意隐瞒失败的事实，反而向朝廷上报大捷，但这件事很快便引起了李隆基的怀疑，于是派遣亲信太监牛仙童前去调查。
张守珪向牛仙童发动金钱攻势。宦官一般都出身贫苦，所以绝大多数宦官都对金钱有着异乎寻常的贪婪。他们会利用难得的机会为自己的后半生积累财富。
张守珪迫使白真陀罗自尽。而且把所有责任推到白真陀罗身上。
牛仙童回京后竭力为张守珪掩饰，所以李隆基不再追究此事。
正当这件事逐渐被人们遗忘时。牛仙童受贿罪行却败露了。
恼羞成怒的李隆基将牛仙童移交宦官杨思勖惩处。杨思勖与高力士是李隆基最为宠信的宦官。杨思勖堪称宦官中的“第一猛将”。杨思勖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伺候在李隆基身旁，而是常年领兵在外作战，因此也立下了赫赫战功。
哪里有叛乱，哪里就有杨思勖！
杨思勖的冷酷与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因为身体的残缺严重扭曲了他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