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开元执政的这几年里，姚崇还是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政绩的，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崇尚虚华，也从不迷信，特别是对当时的佛教假借渡化众生之名，行敛财之实，消耗百姓财富，浪费大量社会资源，非常的痛恨。△，..（嗯，有时事情是一体两面，昨日我们在莫高窟看唐朝的壁画，当时必定让费不少民脂民膏，但现在让当地政府赚不少观光财，增加财政收入。真是，前人挖窟窿，后人填窟窿，真好！）
武则天及中宗李显两朝，由于崇信佛教，对兴建佛寺非常热衷，甚至很多皇亲国戚，大量竞赛兴建佛寺与雕刻佛像，现今洛阳龙门石窟的佛像，就大多是那时候遗留下来的，虽然造就无数的历史遗产，供后人欣赏，但对当时的老百姓而言，是一项巨大的负担。
此外因为当和尚及尼姑不用缴纳税赋，还可以拿到信徒的布施，所以很多人虽然没有佛教信仰也跑去出家。姚崇大概不会像阿q一样，认为“凡是尼姑必然跟和尚通奸”甚至更恶劣的认为，“和尚摸得，我为何摸不得？”，但确实很多寺庙中的出家人不守清规，甚至藏污纳垢，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这是姚崇所想要改善的。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姚崇上疏反对兴建佛寺并要求严格整顿和尚尼姑的数量，在奏书中，姚崇是这么说的：
“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祸殃。但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
姚崇在这里把他对宗教的观念讲的十分清楚，那就是如果能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的。就就是佛的化身。在奏章中他举了四个例子，来说明信仰佛教并不保证当政者能得到好的回报。读者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下面我只做简洁说明。
佛图澄是西域高僧，后赵石勒/石虎都很崇敬他，并建了许多佛寺，但后赵在石虎去世后很快就灭亡（亡于冉闵之手，石虎的养子）；鸠摩罗什被后秦帝姚兴奉为国师，但姚兴去世后。后秦迅速亡于北魏拓跋氏；北齐高澄（高欢长子）崇信佛教，在就在即将篡夺北魏帝位的前夕，被仆人刺杀；南梁开国皇帝萧衍，到处建佛寺，倾全国之力信佛，而在侯景之乱时饿死宫城。这四个例子是用来说明帝王信奉佛教并不因此而有好的下场或回报。
其实姚崇有一个更现成的例子可以说，但我估计他不敢，这个例子就是李显（李隆基伯父），在他当皇帝的那几年。也一样四处建寺庙，但李显的下场就如前文所提到的，相比前面四位，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知道，为何写历史你最好写古代史，而不能随便写现代史。特别是解放之后的历史，因为你写现代史。如果不小心挖了共和国的历史上某位领导的疮疤，那他的孝子贤孙。或是政治继承人肯定要跳脚。为了明哲保身，绝不能随便说，也不能随便写，在这一点上，古今并无太大的不同，所以“革命”尚未成功，红小将们仍须努力啊！
无论如何，结果李隆基接受姚崇的建议，下令严格淘汰全国的和尚跟尼姑，针对不是真心要出家及行为不端的，强迫他（她）们不许留在寺庙，最后有一万二千人因而还俗。
（连载）
如果说，以入世的精神来对待佛教只是体现姚崇信仰的初步，处理蝗灾则完全显现出姚崇勇往直前，不畏天命也不人云亦云的勇者精神。
开元四年，东部地区蝗虫成灾，把所有的庄稼啃食殆尽，黄河南北的农民，逃亡一空，而地方官员，束手无策。因为传统观念，农民不敢扑杀蝗虫，只敢在农田旁空地设香案，焚香祝祷请蝗虫离开，可以想见，这方法没有用。姚崇于是下令捕杀蝗虫，派御史到各地督导，这时候，汴州刺史（州长）倪若水却不让御史进入州境，并公然宣称：“蝗虫是天灾，不是扑杀就能解决问题，只要在上位者增进品德修养，天灾自然消失；刘聪（汉赵帝国第三任皇帝，该国是五胡乱华十九国第一个建立的国家）时代，就是对蝗虫采取扑杀掩埋的方法，结果灾害更大（历史有记载这一次蝗灾，但没有记载扑杀掩埋）”
姚崇听到消息，十分火大，但他知道倪若水之前在中央当过高官，在地方政绩也不错，只是比较顽固一些，对付这种人，必须要让他心服口服，无可辩解才行，于是写信给他，在信上用倪若水的**来对付他，信上是这么说的：“诚如倪州长所言，刘聪本来的品德修为就不是太好，所以克制不住妖孽；但当今天子盛德，妖孽肯定无法超过其恩德。所以关键在地方长官，如果按你的**，是不是阁下的恩德不足，所以蝗虫才会危害汴州？”
倪若水看到这封信，知道自己已经让姚崇给绕进圈子里了，如果再坚持不遵从，姚崇将信的内容一公开，自己就糗大了？所以只好乖乖让御史入境，督导人民扑杀蝗虫。
在灭蝗上，姚崇的方式是这样的，他在奏章上说：“蝗虫其实很怕人，所以容易驱赶，而且每块田地都是有主人的，让他们去救自己的田地，一定会不辞辛劳，请同意让老百姓在夜里燃火，虫会被光吸引，就容易扑杀，然后把虫焚烧，挖坎掩埋，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