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显然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平衡朝廷各方势力，更有利于巩固皇权，因而不时地满足张氏兄弟的要求，默许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加强张氏兄弟势力的作用。左右逢源的张氏兄弟，可谓春风得意。
然而，他们同诸武子弟如出一辙，同样低估了朝臣的力量，只是诸武子弟在朝臣面前多次碰壁之后，很快就醒悟过来，在很大程度上收敛自己的行为。而现在的张氏兄弟却还执迷不悟，仗着武皇对他们的恩宠，一意孤行。
朝臣的最终目标和任务是维持和巩固皇嗣，在张氏兄弟封爵之后，他们很难接受这第三方势力的漫延和扩张，更不能容忍皇嗣权力的削弱。
如果说李氏三兄妹上表请封张氏兄弟是为了还情于他们，通过他们更利于取得武皇的支持，那么，武氏子弟与张氏兄弟结成同党扩大势力，就难避他们与皇嗣分庭抗礼之嫌。
自皇嗣确定的那一天起，朝臣就把全部希望和命运寄托在皇嗣身上，也把大唐的延伸寄托在皇嗣身上。
现在，尽管李氏皇嗣身份得到武皇首肯，其合法地位无可置疑，然而，多次风波、几经反复，皇嗣的地位依然还很脆弱，随时都需要得到保护，在必要的时候，需要他们挺身而出。
因此，就在张氏兄弟扩大势力的时候，朝臣与张氏兄弟的冲突一步紧接一步连续爆发。
先是宰相魏元忠杖杀张易之手下一名暴乱都市的恶奴，使张氏兄弟大为不满；紧接着，在张易之想帮其弟张昌期谋个雍州长史官职的时候，又是魏元忠出面直接反对，致使此事未能如愿以偿。
面对魏元忠步步紧逼，张氏兄弟由不满、愤怒转为对魏元忠的疯狂报复！长安三年九月。张易之、张昌宗状告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说他们曾私下议论：“主上老矣，吾属当挟太子而令天下。”
此事一经证实。无疑是要置宰相魏元忠于死地。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次处理魏元忠并不像以往一样顺利，也没有张氏兄弟想象的那么简单。
魏元忠大器晚成。仪凤中，吐蕃屡犯边塞。魏元忠以太学生之身赴洛阳上封，言命将用兵之工拙，此时他已年近四十。
由于受左史江融编纂的《九州设险图》之启发，魏元忠以其独到的军事谋略和见解，深得先帝高宗青睐，授秘书省正字。仗内供奉。
文明元年，迁殿中侍御史。是年，李敬业在扬州作乱，左玉钤大将军李孝逸督军讨伐，武后诏魏元忠监其军事。魏元忠积极为李孝逸出谋献策，又不断坚定李孝逸讨伐信心，促使其顺利平息了李敬业。
魏元忠因功擢升司刑正，不久升迁洛阳令。后遭酷吏周兴诬陷入狱，即将行刑之时，武后以其讨平李敬业有功。特赦死配流贵州。
圣历元年，被武皇召回，授侍御史。擢拜御史中丞。好景不长，又为来俊臣、侯思止所陷，再被流放岭表。
复还后，授御史中丞。圣历二年，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并州长史。
魏元忠两次被流放，又两次得以升迁，虽受朝廷是非之累，却也证明武皇对魏元忠的器重。
就在张氏兄弟势力日盛之时。魏元忠以检校太子左庶子身份向武皇进言道：“臣承先帝顾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节，使小人得在君侧。臣之罪也。”矛头直指张氏兄弟，也发泄出对武皇的埋怨。这足以引起张氏兄弟的愤怒，也使武皇甚为不悦。
当张氏兄弟以魏元忠之言状告魏元忠时，武皇疑惑不解，联想到魏元忠前番进言，又不得不信，于是，先下诏魏元忠入狱；尔后，又召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令张昌宗与魏元忠等赴殿堂对质，魏元忠矢口否定，其他人各执其词，其结果是毫无所获；张昌宗又引凤阁舍人张说作证。
在此之前，张昌宗曾许诺张说，只要他出面证明确实听到魏元忠说过那样的话，就可以给他一个高官。张说应允。
而凤阁舍人宋璟等，在张说出面作证之前也已经对他进行忠告。因此，当武皇验问此事时，张说则当场认定魏元忠并无言“挟太子而令天下”之语。失去最后的旁证，令武皇大为恼火，也令张昌宗十分孤立。
为了敲山震虎，武皇再次动用皇权，将魏元忠贬为端州高要尉。高戬、张说也都流放岭南。
二十四
魏元忠被贬，虽然维持了张氏兄弟的势力，却使朝臣对武皇的行为大失所望，对张氏兄弟更是痛恨有加。
先是正柬大夫朱敬则在魏元忠入狱之时冒险上疏，为魏元忠鸣冤，称“魏元忠一向忠心正直，张说又有何罪？如果判刑，失尽天下人心。”
又有殿中侍御史王晙为魏元忠伸冤。更有武邑平民苏安恒上疏，直言批评武皇信任奸邪，排斥忠良。而当魏元忠就要离开长安时，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为其设宴饯行。
张易之用假名“柴明”撰写诉状，向武皇紧急告密，指控崔贞慎等联合魏元忠，阴谋叛乱。
武皇令监察御史马怀素调查。原本以为是铁证如山的事实，一经证实，马怀素就马上可以奏报。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