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后不向任何反对她的势力退让的态度是坚定的，是一以贯之的，如同她在牵涉到重大切身利益从来就没有退让过一样，她不会在武力威慑面前妥协。这一点，作为长期在武后身边的的裴炎是最清楚不过的。
武后根本不会相信，在以武力相胁迫条件下的求和与退让，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也不相信，他们拥戴中宗这样一个羸弱的皇帝，在她还政皇帝之后，能够俯首称臣并保她独善其身。这是一场类似于清君侧的举动。武后认为，作为一个饱学之士，裴炎不会不了解历史上所谓清君侧的后果。
早在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忧虑宗室诸侯强大了朝廷不能够制服，为了稳固汉室，他向皇帝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皇帝削减他们的土地，收回他们的旁郡。他的请求得到皇帝的认可。于是，晁错针对如何限制诸侯，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
晁错的举动，令诸侯哗然。之后，吴、楚七国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危急关头，大臣袁盎明知吴王有阴谋，却请皇帝杀晁错以安抚七国。
结果是，杀了晁错，吴、楚七国并未就此而退兵罢休。原来，吴王蓄意谋反已有几十年，这次因削减他的土地而发怒。他利用诸侯维护自身利益心切，联系其他六国起兵。
显而易见，在吴王那里，起兵本意并不在晁错，而在于以清君侧之名，行撷取皇位之实。看清了吴王的险恶意图，最后还是景帝派重兵对他们进行围剿，以杀叛军十余万并吴王被追杀、其他六王失败后自杀为结局，才使这场七王之乱得以平息。
然而。汉景帝听信那个嫉能妒才的大臣袁盎的谗言杀害忠臣晁错，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前车之鉴，裴炎可以置之不理。武后却不能不高度警惕。
她既不能轻信宰相裴炎之言，又不能对打出拥君旗号的造反者有任何的侥幸之心；即便还政于皇帝。也不能由他们来左右，何况在武后的远大目标中，此时根本就没有还政于皇帝的打算。
武后问策裴延，并不是她要借助裴炎的智谋，她知道国难当头，作为当事者，靠的还是自己的能力和主见，她所需要的只是裴炎的一种与己合作的态度。并通过裴炎的态度来影响其他大臣，与她共度难关。在失去重臣裴炎支持的时候，武后只能直接面对这场叛乱危机。
这是自大唐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内乱，对武后来说，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较量，直接关系到武后今后能否在朝廷有立足之地。突如其来的冲击，前所未有的挑战，激发了武后放手一搏的巨大勇气。这种勇气来自她一以贯之的自信，来自她面对劲敌敢于挑战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刚毅性格。面对种种不利与不测，武后沉着冷静。从容应对，积极化解。
先是令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三县之兵力以抗衡，随后。又针对徐敬业一伙打出“匡复唐室”的旗号，大胆启用大唐宗室后裔淮安王李神通之子李孝逸为统帅，侍御史魏元忠为监军，抗蕃名将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七天之内调兵遣将三十万，锋芒所向，直逼扬州。武后的用意就在于要让天下人明白，武后是大唐江山的忠实维护者，已经得到大唐王室的支持和拥护。
正是这些深得武后重用、建功心切的宿将名士。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一个月之余就顺利平息了这场叛乱。这是取得宫廷之外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武后动用干戈处理内乱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是迫不得已，然而，她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胆量如愿以偿地战胜了自己的敌人。
这次平叛的成功，使武后明白一个道理，面对强大的敌人，不能有任何的畏惧和妥协，因为任何妥协都意味着姑息和怂恿，意味着作茧自缚自取灭亡。只有强势出击，血刃相见，才能威慑天下。
裴炎事发，武后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对裴炎进行鞫审。有御史崔察闻而上言：“裴炎伏事先朝，二十余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意在附和武后、指出裴炎有异心。而凤阁侍郎胡元范却上奏：“炎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其他文武大臣证实裴炎不反者也不在少数。然而，此时的武后，对裴炎是否蓄意谋反已不愿再做深究，她所痛恨的是裴炎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对自己的背叛，虽然这种背叛可以以忠于李唐皇室的种种理由为其开脱，但对于深明治国之道的武后来说，却容不得她心慈手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李敬业的造反岂止是一个还政于皇帝可以了得！
在纲常伦理的天平明显向着他们倾斜的时候，一旦他们能够得逞，他们完全可以煽动多年积蓄的宗室仇恨，置武后及其追随者于死地。裴炎难道不知道那位临海县臣骆宾王，在那篇充满煽动性和蛊惑力的檄文里，不是以仇恨的口吻在声讨武后吗？
尽管武后很欣赏他的文采和才华，但那毕竟是杀气腾腾的宣战书！造反者能够得逞，那些只可利用不可信任的大臣在树倒猢狲散的情况下，又有几个不会反戈一击？
皇帝是自己的儿子，一旦受制于他们，即便裴炎他们能够辅佐扶持，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