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只有用一颗至公之心，去掉枉法的念头，尽可能地搞清楚是非曲直，力求公平公正。审案的关键,在于尽量查证,然后依法拷问审讯,不苛刻,不暴躁,有疑点则从轻发落,未经审讯不妄加处罚,根据掌握的案情进行判决,案件不会积压。末等：不但不宽容反而更加残暴，把百姓看做木石，一味去严刑拷打。
这样能说会道的人因巧言令色而免罪，口笨的人无辜被判有罪。宰守们应当尽力做到中等，而要把上等作为目标。对于处于末等的官员，应依法惩治，不能赦免。为官者应当考虑地长远一些，要有德教的意识。先王之制认为，与其乱杀无辜，宁肯赦免有罪。与其做有害于善良的事，还不如纵容坏事。
就是说，如果知道自己不能确定案情真伪，那么宁肯放过有罪的，也不妄害好人。现在从政的人不这样想，他们宁肯错杀一千好人也不肯放过一个坏人。之所以如此，不都是因为天性残暴好杀，只不过认为只有为政严酷才能免除后患。
这种人，不能做到一心为公，如此执法的人，就是奸恶之人。为什么这样说？天地万物以人为贵，一死不可复生，然而严刑逼供之下，不堪忍受酷刑而招供，不能申冤，然后遭遇刑戮，这样的情形恐怕会有的。
所以，自古以来，设五听三宥之法，制定慎重判决的政策，都是爱民的表现。
即使伐木、杀草、田猎这些事如果违背时令，都会妨碍圣王之道。何况刑罚使用不当以致滥害无辜，一定会伤天理、损和气的！做着伤天理损和气的事。却向往阴阳之气和谐，四时风调雨顺，万物繁荣昌盛，百姓幸福快乐，有这样的好事吗？所以。古语说，即使有一个人哀叹，圣王之道就被颠覆了，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宰守们对于狱讼之事不慎重能行吗？当然，若有大奸大恶之徒。伤风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意违背道义的，杀一儆百。以清王化，这时是可以用重刑的。以上两点把握好了，就算尽得刑政的要义了。
简评：严刑峻法并不能解决一切犯罪问题。只有本着宽容之心，重视生命的宝贵，认识到不冤枉一个好人比不放过一个坏人更重要，慎用刑罚，才能达到刑罚止恶扬善的最终目标。
六条诏书最后一条：均赋役。赋役是赋税和徭役的合称，赋税是国家按照人头征收的税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徭役是国家向编户百姓派的义务工。所谓义务工，就是只出力不要报酬。苏绰认为。贤明的先王必以财聚人，以仁守位
。国库空虚，帝位就不牢固。所以，自古以来，国家都有征税制度。虽然征税的多少不同，但用途是一致的。在这里。苏绰挑明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只有国家经济上去了。皇帝手里有了钱，帝位才能稳固。
（没有钱说别的。都是白扯。）但是，苏绰也知道，当时的西魏政府并不富裕，关西本来就穷，加上灾荒连年，国家又常年用兵，钱粮一直是执政者的大问题。
但是，苏绰并不因此而束手无策，他从儒家治平的学说入手，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办法。所以，苏绰说，现在国家叛乱未平，军费开支又大，虽然无法做到减少税收造福百姓，但可以做到平均税负。
如何平均？即豪强地主与贫弱的农户、奸巧之徒与老实巴交的人一样缴纳。圣人说，不患寡患不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越是有钱人越能够影响官员从而少向国家交税，越是贫穷的百姓租税越重，这样以来百姓们的心如何能平？）苏绰又说，租调的生产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纺线织布，需要一点点积累，不是说几天就能完成的。所以各级官员必须劝课农桑，让百姓们早早下手做准备。
生产丝绢的地方先要纺纱，生产麻布的地方要早早织布，准备好了，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这样既能把国家所需的赋税收上来，又不影响百姓的生活。
如果不早早准备，需要的时候又急迫，官员们又怕完不了任务上司怪罪，于是打骂胁迫，让百姓立即办理。百姓们没有办法，只好向富商们去采购，富商趁机加价盈利，有钱的人花大价钱购买，没有钱的人只好以付出高额利息的代价举借。纳税的百姓，从此更加穷困潦倒了。收取租税，虽然国家有制度，但说到斟酌贫富，具体在于里长，取决于太守县令们。
如果斟酌得当，则百姓喜悦政治和谐，如果检理无方，奸猾的胥吏趁机夺利，百姓们就会怨声载道。徭役的派发也是如此，如果不仔细研究，却让贫弱的人重徭而到远方戍守，让富强的人轻使而就近戍守，太守县令们这样办差，一点也不体恤民心，这都是王政败坏的罪人。
简言之，苏绰均赋役的中心思想就是公事公办，豪强地主同平民百姓同样纳税服役，不能使富者得利而贫者雪上加霜。这样虽然没有减轻穷人的负担，至少让穷人从心理上不至于产生不满和对抗。这就是六条诏书的全部内容。
宇文泰以身作则，将六条诏令放在办公桌右上方，当做自己每天的必修课、座右铭。同时，他要求百官要针对六条诏书的内容进行学习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