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到了实地，才发现张春的实力远比想象的要深厚。
如果不是张春的这种极端平民化的观念上实在难以接受，并会对贵族阶层和地主阶层有着实际的威胁。清子都想在刘家榨也试行一段时间。
刘铁在向刘英讲诉了清子的见解时。
李明毅冷笑道：“张春想要推翻的绝不只是朝廷。他才是最大的反贼。历朝历代，哪一次不是士族主导的变革，什么时候轮到和泥腿子平起平坐了。而且张春是把愚昧当成文明，是典型的痞#子文化，小农意识。”
刘英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刘英的日子不好过，同盟会也好，共进会也好，历次的起义和会员的发展都是在新军和留日学生中，最多也只是扩展到了士绅阶层。他们要抓的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枪，一个是钱。认为只要这两件事做好了，革命就会成功。
刘英收编湖匪，被认为是没有前途的行为。所以刘英所有的心思都在整编武装力量上，以免起义因为内部反对意见而失败。小田派人来，其实有控制和接管的意思。日本的野心，就连清子也从来没有隐瞒过。但是刘英并不认同，如果那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成了一句空话。日本人和满人有区别吗？
日本浪人在周湖的恶行，刘英未免不是故意放纵的结果。
拖船埠骚乱虽然得罪了小田，但是却在同盟会、共进会那里替刘英挽回了面子，特别是黄兴看到了这只力量的巨大潜力，已经决定抽时间到湖北来看一下。
拖船埠骚乱的后遗症也是有的，时间一长，张晋福已经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开始整顿新军。一些军官被搁置或者调离，这给起义带来的紧迫性和危险性。
刘英虽然和张春达成了协议。但是张晋福也拜访张春。张春到时候顶多会隔岸观火，想要张春参加部队，进军襄阳和武汉，几乎没有可能。
刘英把希望寄托在了黄兴身上，但愿黄兴能够劝动张春。
张春变得更加保守，大多数时间都在农学院，连云龙镇的衙门也不去了。只是内部的整顿和完善在加速进行。
雁门口镇，是张春建立起来的一个镇，包含了除农学院以外的所有新占领区，一些改革首先是在这里试行的。
基层卫生防疫和医疗的分立就是其中的一项。卫生基金的建立，由于收费低廉并且大多数都是免费提供，所以保证了老百姓的基本健康。但是医院是要正常收费的。
时间一长，清子就发现，雁门口镇本身的病患在迅速减少。利济医院的病人主要都是外地赶来的。
因为利济医院的医生护士除了治疗，大多数都在研究和教学学习。很多病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研究的对象。特别是中医医生用药千变万化，实在是由把病人当小白鼠的嫌疑。
利济医院研究，都会变成了一些小知识出现在卫生所的宣传册上，比如口腔卫生，保护牙齿，食品卫生等等，这让卫生所的宣传册有成为生活百科全书的味道。
在农村出没的都是农学院的学生，他们在田野山林间考察研究，给老百姓扫盲，帮助卫生院给每个农户进行宣传讲解。一些村子里的干部也是学生们担任，并很可能毕业后也会留下来。他们的进取心很奇怪，并不认为当官发财才是人生目标。而是认为研究和服务，让生活变得更加好就足以让自己奋斗一生。
除了卫生和医疗分置。南张街成立了财税所和街道管理所，都是干部速成班和商科实习生，农学院的重视实习和研究的风气日盛。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在开创一个新的领域。当这些原本是朝廷衙门所要做的工作不在高高在上，而是切切实实要服务百姓的时候，就发生了性质的变化。
财税人员除了收税，还要帮助农民和商户学习管理账务，帮助他们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张春所设定的三成的税收很高，但是是纯收入的三成，而不是毛收入。这个时代的农民和商户自己都不懂这些，所以财税所的学习班里面，每天都有人。因为财税人员每个月去收税，总要核对一下账务，如果错误百出，财税人员倒是和颜悦色，但是很丢面子不是？
南张街的商行就有些郁闷了，他们是做账的老手，以前衙役都是摊派杂税，不会管你实际的收支。现在财税人员要查账后，才收税。大商行肯定吃亏，因为他们的生意大，收入多。原来只需要给点银子打发衙役就可以了，衙役们也不懂。现在不行了，这些学生比商行的账房先生厉害多了，直接就能查出了账房先生和掌柜们做出的手脚。一时之间，南张街的商行，账房和掌柜换了一批。小商户却很高兴，因为不管怎么收，也是在纯收入基础上的，这保证了他们有稳定的收益。而不是以前摊派弄得求爷爷告奶奶，弄不好还得被衙役打。现在这些财税人员态度好，还能教他们做账。
街道管理所除了管理市场，对于街面上的什么事都要管一管。不能随便大小便，孩子也不行。公共厕所也设了管理员，每一个上厕所的人都要告诫不要随便上厕所，大小便都要入坑，还给发草纸。管理所还招募街道上扫地和清理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