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通商”让广州成了这世上的唯一，这份难得的唯一，让广州的繁华随之而来且无法避免。而这份繁华的代言人，自然非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莫属。
广州的洋行由来已久，明朝已有相当规模，清朝只是沿习而已。由于最初形成的洋行组织，由十三户商家组成，所以广州洋行也俗称十三行。随着时间的变迁，进进出出出、生生死死，洋行商家的数字不断变换，最少只有4家，最多则达26家，而这个因洋行商家数字而得名的十三行，并不因这个数字的不断变幻而再生变化，十三行也就成了广州洋货行的约定俗成。
由于大清的“闭关锁国”的国策，常人与洋人都没什么来往；再加上各种有文没文的规定，各种有形没形的框框：洋人在广州的不便也是可以想见的，那真是诸多诸多的。诸如：洋人不可四处比价，不可直接申诉，更不可以见官；洋人不能骑马乘轿，不能学习汉语，更不能找中国女人……各种没完没了的禁忌，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大清不敢禁的。
禁忌中，唯一的例外，就是十三行商人了。他们可以合法地与外商接触；不单如此，还负责外商的纳税和管理，对外商在广州的饮食起居都负有监督之责；根据需要，还可以为外商提供办公室、货仓、住所、仆人……；还不但如此，行商与外商还形成了一个安全共同体，外商船想要进入广州，必须有行商替他作保，也即保商，保证他如实纳税和船员守法，形成了事实上保甲，一旦外商或海员违法，保商要受到连坐。——这自然就是清政府运用娴熟且自鸣得意的“以官制商、以商制夷”，这样一劳永逸的好政策，如此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懒政法，应该让天朝的统治者睡梦里都在笑。
这样一来，十三行的地位得到认可和加强，广州形成了的官商夷三位一体，行商之重要变得不可或缺。行商可以做别人不能做的事，也要担别人无需担的责；行商占住了能者多劳的形象和好处，也轻易占领了对外贸易的制高点，让他们在合适的时候，乘机垄断对外贸易变得合法且可行。
在大清推行“一口通商”的最初年份，广州一切似乎风平浪静，洋行好像并没什么不同。远洋大帆船一艘艘陆续抵达广州，连春茶都已上市，广州的外商们照旧不紧不慢，喝着酒玩着牌，等着十三行的商人找上门。如此这般稳坐钓鱼台，只因广州的外商们早就尝尽了甜头——为了争夺他们，行商们常常明理暗里争相砍价，以尽可能多的让利去争取尽可能多的生意。
可是这一年似乎真的不一样了，洋人的如意算盘打不响了。坐等了一天又天，竟然没一个行商去找他们任何一个外商，冷清得像是非贸易季节，大班们隐隐感觉到了不妙。只好放下手中的酒，走下游玩的牌桌，主动去打探贸易行情。结果发现所有的商品都已大幅提价，有些紧俏品的价格不止翻番，气得他们又吼又叫，又恼又怒，身体差的只差没吐血了。大班们回到商馆，气不打一处来，拍了桌子摔杯子；还是气不过，又一把掀翻了桌子；可是，除了掀得满地的扑克牌，丝毫也掀不动公行早已定好的商品价格。
…………
商人，逐利是其天性，根本无关华人还是洋人，甚至无关文明还是野蛮。
乘着“一口通商”的东风，广州十三行的行商联合起来，成立了公行组织，选出了自己的商总；公行的重中之重、点睛之笔就是：垄断了所有出口商品的价格。
高额的利润，无论是谁都会稀罕；高额的垄断利润，无论何时何地都让商人神往。“一口通商”让广州只敢想变成也敢做了，让广州的行商们仿佛梦想成真了。
本来，广州行商也是一盘散沙，为争夺客户尔虞我诈、竞相降价，这种恶性竞争得利的自然是洋人；而行商们，常常是赚了辛苦没赚钱，一个贸易季节下来白忙活了，发财富贵那更是遥不可期的事。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内耗，谁也不乐意，可一时谁也无力改变，只是随时都有人在嗅探改变的机会。“一口通商”，就是那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商人当然不会错过，更何况那些精明无限的行商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公行的成立，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那是必须的！
之前的广州，也不是没有过，为了垄断之利，而冒出来的公行组织；但结果都是不了了之，难成大事。之前此类的垄断组织，不是被洋人怎么着了，就是被官府怎么着了；就算侥幸没被谁怎么着，一切顺当推行，终究也难逃自我解散的命运；因为杀手锏握在别人手里——广州搞垄断的话，洋人可以拍屁股走人，到江浙闽三口岸去进货；没人来进货了，那价格同盟也就立马崩解，所有的规矩也都形同虚设，那垄断自是不攻自破了。
而这一次的广州、这一回的行商，杀手锏握到了自己手上，命运也就握在了自己手里。天时地利与人和，广州十三行全占了，商海里呼风唤雨，一切皆有可能了。独一无二的广州，有了抗衡世界的底气；公行有了说一不二的定价权，抓住了中外贸易的总开关：想要这贸易的垄断之利简直如探囊取物，没人不会伸手而选择放手的。
更何况，如虎添翼的是，还有官府的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