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分会，每个分会都收进两二、三百号人。紧接着邱元甫又以维持沿冮各道头的秩序为由，唆使省党部批准成立了由“船民工会”组建的木帆船纠察队。
这下可就热闹了，前一阵子由“溪船整业会”拜请的几位师爷舞笔弄文赶不走轮汽船，那就改弦易辙让“船民工会”的纠察队来个武打戏，说不准还能得逞。说干就干，占据各道头的纠察队威胁小驳船不淮替轮船盘转货物，并将两艘不服管辖的驳船当众斩首锯尾，还公然在各道头贴出公告，宣称“锯斩驳船，系照‘溪船整业会’和‘船民总工会’两委联合会议的决案执行，亦即按本帮之公规，处本帮之船员，法理正明，人无异议”；还蛮横规定“至于行货，汽船则一丝不染寸草弗移，办公人员足不履汽船”；最后丢句绝话“事只守乎自禁，一切行为与第二者并无关涉，孰生孰灭，自行决断”；等等，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英雄气概，迫使在港的客货轮全数熄火待航。航商可奈也状告于建设厅，诸厅长接状后，会同农工厅以“船民总工会”的言行纯属非法，勒令其立即停止破坏轮运的所有行为，不许再滋生事端。然而，省党部却以防止矛盾激化风潮扩大为由，商会省府饬令水上公安局召集轮、木船双方代表协商。后经省党政委员联席审查会议提出仲裁条款：凡上行的盐、糖、面粉、煤油及下行的米、茶等六项，槪归木帆船运载。看来，轮木争端要以木帆船帮大获全胜而告终，延津船税的收入也逐渐得以恢复。只是此番折腾过后，轮汽船受仲裁条款的制约，货源日趋短缺，加之抗战开始，省府颁布“非常时期船舶管理条例”，以抗战时期军运频繁为名接管民营轮船，直接办理客货运输业务，盈亏得失航商自理。这下更逼得船东叫苦不迭，于是也组织请愿团，推举代表向国民政府控告。旋得行政院电令省府：“在非常时期内，上路轮、木船仲裁方案停止施行；所有民营轮船全部交还航商自行经营，军运征用须照章给费。”
至此，轮木争端的双方都斗得精疲力竭，邱元甫看准机会从中斡旋。航商意识到木帆船从业人数众多，与其和木帆船帮长期对抗，倒不如按照邱元甫提供的锦囊妙计，釆取分化之术，拉拢木帆船帮主和“溪河船民总工会”等组织内的骨干分子，赠予股息，名为收傤，实给干薪。当然，各位船东也没忘了把船籍迁入延津，当地税费入账便水涨船高了。
邱元甫如此这般覆雨翻云，虽说是暗中操纵，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事后从轮木船业内到地方当局都对邱局长刮目相待。然时下正值抗战烽烟四起，占据在台员岛上的日军战机频频飞临省城及沿海一带，投弹炸毁城乡路桥，掌控海域制空权，致使省城与邻省海陆运输趋于瘫痪。进出省城的客货都只能在延津经大、小船过驳，或沿江而下到省城，或沿西、北、东三溪上行至水尽处上岸，再辗转山路出省。延津地处大江干流和上路三溪的交汇处，“一城通四水”，更加突显其河运枢纽的地位。所以，省府在平息轮木争运风潮后，就以“服从战时运输，维持公共交通秩序”为由，责令建设厅在延津设立四线轮木船联营处，协调往来三溪一江客货船的业务，以免轮木船再起纷争。这样说来，联运处的第一把交椅让邱元甫坐上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只不过联运处有职无权，对于往来四线的客货船只能联络协调，并无调度之权。这就屡屡导致贻误军运事件的发生，驻省的第三战区司令部对此甚感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