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前世似乎听到过这一类的话，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是中世纪的道德标准。”“严于律己，宽于律人”等等。自童年以来为了确保最初的培训不出问题也确实以身作则以言传身教为弟子们做表率。
可当自己手下的人越来越多，已经不太直接负责基层带兵或任教的时候，就越来越对的对这些话产生了许多疑问。
如果不是自己自幼习武锻炼出的坚韧意志，如果不是明末的危机压迫下的远大志向，世上又有多少人能像年少时的自己一样时刻保持对自己的高标准与严格要求呢？因为自己做不到，大家之间相互宽纵、放任人性？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在相互之间的纵容下充满肮脏、惰性、低效。
玉不啄不成器，文明的进步就是通过训教乃至严刑对那些“心性”“人性”加以训练和修整，并且使人们享受到这种训练和修整的好处以获得进步。这个过程是艰巨、困难、充满风险的，是一个逆自由而决非顺自由的过程。但要让整个民族的文明面貌焕然一新，摆脱原有的轨道，这却又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
桃园庄的庄主不是迂腐之人，自然看的出来这位最近以来威震北方的头领仅仅是识得几个字，谈不上什么学者。但却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似乎是更偏向法家那一套，便陪笑道：“世人皆认为秦始皇是暴君，而鄙人也赞同如果仅仅用朝代长短和对朝代寿命的影响来评论那实是有些浅薄了。正如霍去病一生刚及弱冠，字都没有取；又岂是痴活八旬的寻常乡野村夫可比？如今其实天下正如那春秋战国之时，我中华不过是天下中的一域而已。若要真的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以法家治国不可。”
虽说西学已东渐，这在这并非多么开放的山东腹地也能有人有这样的认识，实是出呼张海所料。不过张海其实对法治也非完全的迷信。从旧时的帝国到近代的苏联，法虽然是一个如儒家社会那样的工具，然而整个社会却并不是一个以法为核心按照一定的规矩运行的社会。为什么这些近代**政权基本上既不鸟儒家文明的统治原则也不鸟西方普世那一套？这是偶然的吗？
因为一个社会只要形成一套大致固定的竞争规则和法律标准，就算这套规则和标准是上层统治集团制定的，它最终只会为善于利用这个规则和法律标准的民间精英集团所把握。这不论对于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来说，又或者对于统治者或统治集团以自己的意志改造社会的目的来说，都是有害的或者说难以把握的。
理想的传统封建社会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民众，文科精英集团，资本集团共治天下。而近代**政权当然不可能与谁“共治天下”，极权下的竞争才是其内部活力所在，也是最高统治者能够把握人事斗争为己所用并拥有相当执行力的关键。
如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的话：参考资本家或企业管理层的用人，就是在所有人在位的理论大义下的没有规则。要是企业管理层的岗位都按业绩或考核来固定，谁也不能插队和例外，那这社会就简直不姓资了。
见张海似乎有些不意为意的神色，桃园庄主似乎不知道自己哪里判断错了，于是便说了些比较实际的话：“不知道这位英雄的队伍上招收成员可有什么要求，你看我家这孩子怎么样？”
张海也是照实里回道：“做为苗子来说年纪已经有些大了，纠正过太费工夫。做为一般的战士来说年纪又太小了，无法在不长的时间里形成合格的战斗力，而且看样子不像太能吃苦的人。这样吧：赶明个一早你负责让几里内的庄户集起来报个道，我看有没有年纪合适而且有足够意愿的少年。”
第二天早上张海没有想到自己的随口一说，这庄里的人的确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到了。而且从上千名赶来的男丁中对从军甚至是“从贼”看样子没有太大抵触心理的居然有近百人的规模，这其中符合年龄条件的也有二十余人。张海便让这些人赶着征集来的车马携带沿途所获得的物资继续前进。
桃园庄主见张海等人走后不由的皱起眉头来：这样一伙人真的有可能夺取天下么？如果真的是那样，不但将是国之大害，而且将是全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大害！
“快去准备笔墨，我要向北直隶去封信！”年轻人坚定的对孩子说道。
由于过去的行军作战乃至训练中队伍上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约定在泰安汇合的计划没有耽误太久的时间。
十个中队群千人左右的队伍经过一路行军路过几十个乡，募集了三四百名年少的壮丁和不少的车马，数万贯可以做为火器原料的铜钱，整个队伍发展到一千三四百人左右。
张海没有想到按照这么苛刻严格的标准也能做到在所有男丁中一百人可以选拔一人入伍的标准，这些人除了不是盐山人与全队的战兵们大多不同乡以外几乎完全不逊色于庆云之战后的考验筛选出的那几百少年骨干了。
“我以前认为按照我们的标准在这全省之地再募集两千名合格的战士苗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没想到这么几天而已就收获了这几百人。不过虽说‘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我们毕竟没有多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