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离不开火药，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伟大的诺贝尔先生还穿着开裆裤。那计划造福于人类的硝化甘油炸药还没诞生。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两国的火药都是黑色有烟火药，主要成分是硝、硫、炭。火药最早产生于中国，属于一群炼制长生不老药的道士的意外发现。
但是质量还是有差别。大清军方制造的火药配方还是明朝的，能发现的配方是是硝80%，硫10%，炭10%。从这张配方不难发现，硝的含量忒高，硝这玩意容易受潮，也不便长时间储存。除了方子的原因，清军制造火药靠的都是手工技术，人力干活多数时候都不如机器，臭汗流了一身，也没法提炼出高纯度的硝和硫，难以避免的就是里面杂质太多。也没有先进的粉碎、拌和、压制、烘干、磨光等工艺，只是靠碾子碾，弄出来的火药颗粒毛糙，大的大小的小，燃爆之后往往不能充分燃烧，威力自然不够。
英国鬼子就牛逼多了，早在1825年，英国化学键歇夫列里提出了黑色火药的最佳化学反应方程式。这为合理调配硝、硫、炭这三种成分的比例提供了科学依据。英国按照歇夫列里的化学反应方程式，配制了枪用和炮用发射火药。这两种配方被西方各国确定为标准的火药配方。
看看上面从枪到炮，再到火药，中国人技术本来就很差了，但是除此以外还犯了很多人为错误。
清朝的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很严密，首先规定了各种兵器的型制，其次根据型制规定其制造工艺，最后根据型制和工艺规定工价、料价。这种标准化体制有很多好处，成本容易核算，减少了官员从中舞弊的机会，但也有很大的弊端，新武器的研制和新技术的运用就成问题了。而且后来大清朝的的物价、工价卯足劲地向上攀升，物价上涨，可是兵器制造经费却已经固定化，格式化。此后政府虽然也象征性地做了些价格调整，但上涨的幅度却赶不上各地物价，工价的实际水平，甚至出现下降的势头。这就使得兵器制造者不仅无利可图，反而时常可能亏损，做买卖就是为了挣钱，工匠们不能赔本赚吆喝，价格涨不上去，偷工减料就成了唯一选择。偷工减料只是第一步，还得贿赂验收官员，这样就得减更多的料。在这种情况下，造出来的枪炮的质量就更不靠谱了。
后来举世闻名的思想家魏源就曾抱怨说：“中国之官炮，之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船则脆薄腐朽不中程，不足遇风涛，安能遇敌寇？官设水师米艇，每首官价四千，已仅洋艘五分之一。层层口扣蚀，到工又不及一半。”
这方面出现故障，谁都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有很说去怪谁，套用今天最牛逼的说辞就是：制度出了问题。
除了战争中器物这个层面远远落后以外，还必须从“人“这个角度说道说道，毕竟历史上有海量的以弱胜强的牛逼案例，小米加步枪干掉飞机加大炮的例子解放前有人也干过，所以说清军自身的毛病不得不提一提。
众所周知，大清王朝的军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系统，八旗军又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各约十万人，京营驻扎在北京及周边，驻防军分布在他们东北老家，蒙汉边境还有西北的边疆地区。绿营则分散于全国各地。
清军分散驻防有个好处，就是有利于“治民”，搞社会治安还行，但是地大物博，没有飞机铁路，交通不便，想集中“御外”可就麻烦了。所以说，说有八十万常备军，但是大清王朝地盘子大，呼啦扑扇开就少的可怜了。
鸦片战争中有不少这种场景，英国大兵坐在大军舰上由南向北，横冲直撞，一股一股的被抽调增援的清军跑到目标地，却发现英国鬼子已经结束战斗，扬长而去了，只能在陆地上撒丫子追赶。有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案例如下：1841年4月16日，浙东反攻，前方主帅奕经要求增援，道光皇帝下旨调广西兵1000名增援浙江。这1000名广西兵不能同时开拔，得分成四个小组，因为道路窄，而且沿途没有那么多高级饭店，星级宾馆，不能同时满足吃住。6月29日，该部一组和二组共550人一溜小跑到了宁波，后两组450名还在半路上。到了宁波发现英军已放弃宁波，攻陷乍浦、吴淞，正浩浩荡荡驶进长江，这可怜的550人赶紧往江苏方面追，结果走到半路，前头有人送信，回去吧，《南京条约》都签完了，战争结束了，忙活了一番，连英国鬼子的毛都见到。后队变前队开始往回走，又遇到后面的450人，就这样1000名广西兵饱览了华南大好河山，有惊无险，毫发无损地回广西大本营了。
再看看清军的性质，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看，清兵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的职能，估计顺便还干点城管的活。在这些乱七八糟的功能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最浓。
清朝的士兵没有明确的退役规定，一旦被招募后，就几乎成了终身的职业，一口气干到老。从鸦片战争中清军阵亡的名单看，清军有的年龄甚至达到了59岁。
清军的家属都随军住在军营里，要不就在军营附近租